迎接一個新文明的破繭(三)

【2008年7月18日】
獨缺公民社會接口

有人提出一個滿有趣的比較文明的問題，既然中華文明那麼優秀，那麼普世，為何中土文化無法與西方文明爭一日之長短，登上普世殿堂？筆者所見，在個 人品格，伸延至大愛的價值，中華文明的依據都綽綽有餘，可惜中國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獨漏了一個缺口(社稷)；在天下為公的制高點伸延的過程 中，這種可貴的情操，「抄了」個捷徑，或說繞過社會的環節，直接由個人與家庭銜接國家，造成歷史遺留下一個有待揭開的迷團－－歷史因素構成的民族主體性有 待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籬－－建構一個法治為依據的社稷組織。無論這是否中國社會最弱的一個環節，確是現階段提升中華文化至普世位最大的入門挑戰，也是機遇。

此次四川大地震的天災，啟發大陸社會凝聚空前的向心力，愛心如泉湧般八方支援，突然間我們發現「社會大愛」這杯水在大陸，並不是空杯，激情奔放後，向同胞展示的同理心與愛心如何保溫，確保這杯水不會急速蒸發，正是大陸社會必須填補的一個「墟」，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儘管一個公民意識已在大陸發芽，自發性援助，發個人內心對民族的愛，但這種游擊式的善舉恐怕會淪為一次過的的賑災，如何善用之引導之，使它們從個 人的公民意識提升至整合性社會公民的醒覺，擁有的社會基礎。就好像安老院無法長期有效依賴個人喜好的不定期施捨一樣，慈善文化需要社會層面的維護與培養。 中國有個「希望工程」的領養貧窮學童的長期計劃，如此的策劃，鼓勵人們一年捐助一筆指定的款項即能領養一名學童的全年上學經費(不知後續如何)，諸如此類 的機制化為不錯的社會「功德」。欠缺社會結構性培養愛心價值的凝聚力，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由來即烈，中國文明在千多年前的唐朝已相對發達，可是，社會層面的 貧富差距，地主與農民社會階級之間的長期制造社會不安，反映在解缺社會功德的機制。慈善文化更需要自省。這只是公民社會填補的一個層面，其中一個社會性功 能。

須建構公民社會

建構一個公民社會是大陸急須處理的重要中介民主課題之一，它不限於培養愛心社會，而是一個培訓上至政治，政綱，政策，下至民生，民困，民意，樣樣 關心關懷社會現象的中介機制，通過集體行動適當管道表達社會的關注(公德)；現階段，政府與個人之間嚴重欠缺一個能代表民意的橋樑，不應繼續停留在目前針 對個別地方民生課題召集的零星式，選擇性，難以測定代表性的聽證會作業模式。儘管這類聽證會起一些社會安撫作用。

政府不能也不應樣樣都行，樣樣都包辦(強勢政府並非長達之計，時間到了，權力的下放也等於義務與角色的分工)。因為許多社會的㢢端不能也不應單從 施政層面話語，否則這個社會將變成單向溝通的發展，樣樣以政府為依歸，喪失了多元化的特色。換言之，並非樣樣要在政策層面反映給當局，公民組織或非政府組 織(NGOs)能扮演緩衝與疏導民意的渠道，亦可扮演下情上達，上情下疏的中介，引導民間在一定的法規法理的框架內自由發揮民意，並提供收集民意，特別是 地方課題民意的回饋，邁向建立一個情理皆具，皆通的健全社會。

在中國諾大的國度，需要地方性的NGOs的緩衝作用尤其顯著，且有制衡的作用，避免地方性問題處於一發不可收拾的官民衝突地步。在大陸社會未全面 開放政治敏感地帶之際，NGOs/的社會功能性作用，更能起調節衡官民籓籬的作用，有助於穩定各地社會發展差距天南地的大陸帶來的政治懸殊，減少社會磨 擦，符合和諧社會的要求，兩全其美，使循序穩進的基調得以保持。


另一方面，公民意識的培養與提升，對邁向建構民主法治體制社會是必經之道。

這個環節上，社會價值的保存與保溫恐怕沒有公民社會底子的支撐，將如空中樓閣，望梅難止渴。儘管網絡公民(netizens)異軍突起，獨具一格 (有些網民自稱為非政府個人(NGIs))，以個人化的多角度發表偏頗偏激的看法，是一股崛起中的社會力量，這種充斥個人情緒喜惡的宣洩，在某種程度上可 視為民間對課題的感性表達，可供當局參考網民的情緒訴求與人文素質的影射，反映課題與其相關政策影響社會的層面度，它畢竟難以系統化，理性的，客觀的對待 及梳理所面對的課題。有時網民集體宣洩的方式與力度會演變成政治課題，或被渲染為民粹主義，引發反效果，被外國媒體與反華集團騎劫，以滿足他們的議程需要 (奧運與藏民暴亂事件引發的反法情緒即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

網絡在大陸欠缺適當民間組織代言管道的特殊情況下，成為現代網絡民主的「參考民意」，這不啻折射「參考民意」VS.「空白公民社會」的先天不足， 無法標竿化民意參考的可信度。再說，網絡公民畢竟是虛擬的，完全由個人意願與意識主導，對於保持沈默或選擇其他非傳統非網絡管道的民眾的話語權，沒有社會 組織代為發言，民情的任何暗流難以被照明及探知。政府與老百姓草根之間的一道公民橋樑尚未完僅建立。這個機制能跳脫傳統媒體的局限，扮演疏導及建立網絡與 非網絡民意之間的制衡，並能引導理性，說理，法規進入公民組織，的確是一個體制化中介民主，實習民主，貫徹「民主是好東西」的承諾。

四川大地震昭示非政府組織的空檔有必要被正視。畢竟惻隱之心，人人皆有，把惻隱之心提升至社會層面的功能與價值，則是另一回事，否則兩位全球富豪 比爾。蓋滋與美國股神巴菲特不會把他的大部份身家捐給公益慈善基金。一蜂窩，打鐵趁熱，發現良知踴躍捐輸，出錢出力賑濟地震災民是好事，如何維持這種社會 公益慈善的良知是另一回事，它需要長期經營與灌輸公民價值，擔當其任務與角色的最適當的人選非非政府組織／志願／公民團體莫屬！

如果中國社會真的要全方位轉型，應該做好什麼！？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在6月23日的一篇文章中這麼形容中國：「西方公司做好準備迎接中國 的猛烈攻勢了嗎？中國的革新能力和轉型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在過去的30年裡，共有4億中國人脫離了貧困。這個數字是過去100年裡全球脫貧人口的 75%。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只用了20年的時間就已走完了歐洲用了200年才完成的工業化、城鎮化和社會改革之路。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 獻首次超越美國，同时，它也成為世界上糧食、能源和工業產品的最大消費市場。中國的轉型有多快，我們真的了解嗎？由此帶出來的激烈競爭，我們也真的做好準 備了嗎？」

正面延伸這句評語的提問是：中國能以同樣的革新能力，轉型其政治嗎？什麼東西使中國仍然躊躇滿志？中國人不是都在做著前所未有的東西嗎？我們全球中華兒女不禁也要問：中國人準備好了嗎？
公民組織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下情上達，疏通與疏緩民情的「社會變革因子」(society’s change agents)，在遵守法規程序下，建立一個情理皆具成熟素質的公民社會，並不是挑戰當權者的洪水猛獸，反而是協助當權者有序有條瞭解，引導，及教育民眾 如何通過合法，適當管道提出他們的意見與回饋。這都是符合民主法治機制的建立，從中建構具有中國社會特色解決問題的「中道」。因為法律不外人情，所謂「情 理皆通，合情合理」。

明顯的，大陸社會與經濟發展層次到了一個初具轉型的階段，民眾對社會經濟民生課題的訴求的「表代性」將隨初之提高，這是遲早的問題。對於一個大陸 型的國家，幅員遼闊，有時地方性的課題，由於官僚組織的阻滯，特別是地方政府中的即定利益與可能的集團利益，下情難以上達，一個處理不當，會演變成政治與 社會不安的課題，除了黨政組織外，社會層面應有一個獨立運作的公民組織，從民眾的角度客觀與實際反映問題；不久前，樂山大佛的臉部受到不明化學成份的嚴重 腐蝕，大陸媒體與外國媒體的報導角度截然迴異，前者注重引述當地官員，報導修復的工作，後者報導把焦點放在造成大佛受侵蝕的源頭－－在大佛範圍內的工廠排 出腐蝕性化學物質。儘管這並非直接民生課題，地方文物歷史古蹟的保護也會影響地方上的旅游業相關的民生收入。它再再引人關注地方政府處理地方課題，欠缺獨 立公民組織的監督，媒體亦無法有效負起第四權的監督角色，可見兩者關係密切。

綜觀上述，一個典型中國的公民精神在集體頓悟中萌芽，它發自內心，傳統價值在經濟社會持續取得發展的基礎上，30年來完成第一回的歷史性「驗 收」。突發事件激發了公民意識化為力量與行動，但後續將如何？令人關注，中國人在生活恢復正常後，這顆偉大的種籽即使重返潛伏期，中國社會已不再一樣；問 題是否需要等待另一場突發大天災的機緣，再來一次頓悟(頓悟應該只需一次)，還是配合民情的頓悟，把它機制化備用，讓公民精神在一個健全的體系內成長，交 由民間組織去保管與孕育這棵頓悟的幼苗，得以在一個適當接軌的環境中壯大。錯過這個機遇，中國人重返現實的作業，冷卻的引擎再次啟動，必須等到下一個機 緣。

撇開社會制度不談，公民社會可能是大陸政治漸進式革新最大的空白的挑戰層面，這亦說明大陸地方性官員與民眾在民生利益問題鬧上法庭或付出政治代價之前，欠缺一個制衡，緩衝，通過民主聽證系統的社會制度，讓有代表性公民組織參與的機制。

一位大陸網民一針見血道出大陸的政治革新之門：「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是大陸進入文明社會的通行證。沒有這兩大自由，大陸人就只能在文明社會的大門 外徘徊，領袖和人民在國際上都無法享受應有的大國尊嚴。大陸如果想要實現兩岸文明統一，就應該開啟漸進民主的路線圖，向世界展現走向民主的決心。」如此有 智性主見的網民，配合中國社會的日趨成熟，其人數只有激增。

磨練公民「小民主」

在互聯網言論滲透深廣建立的「官民渠道」與公民社會角色取得認同下，現在是下放結社自由，把握下放契機，因應和平發展兩岸關係與國際形象改善之際，通過認同公民社會推行循序「穩」進的，展現大陸走向世界的決心與信心，並釋放中國人的無垠無際的創意空間！

公民組織的社會義意與民主法治的精神相輔相成，在社會層面，代表民意抒發民意的中介組織即是非政府組織。這是一個非常適用的「社會民主」磨練「小民主」，一個邁向建立民主法治體制的國家與民族，必定經過這個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成長階段，問題是何時發放政治意願？

自國民黨輪替重掌政權，兩岸的良性互動重啟，並被置於新起點，和平發展兩岸關係的基調已被確定，阻撓兩岸關係前進的意識形態絆腳石一一移走，現在 只剩中華民族作為兩岸最大的公約數，九二共識的原則變成兩岸關係的精神框架。在此框架內，十六字義箴言成為九二共識的代言與依據。(如此的靈活與變通性僅 在幾年前是不可能發生的！)

無可否認，兩岸的和平統一之道，是一項艱鉅的工程，它影響所及，不只關乎一統中國，團結及復興中華民族，確定中華民族在世界應有的定位，享有的地 位及相稱的影響力，更重要的，對人類文明而言，它的過程並不止於中國的福祉，它如何完成使命，將取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及中華文明的增上緣，使和平共存 共榮，天人合一，悲天憫人的理念擴散至無國界的全球社會。中國政府早於六十年代中國仍然自顧不暇時即對非洲國家提供無償援助，上世紀90年代恢復經援非 洲，及台灣一些宗教組織近30年來，以台灣本土宗教的名義，到全球各地賑災救難，發放愛心，兩者所宣傳的精神價值其實同出一轍。可見中華民族近30年來， 終於重新把深藏在中華土壤的大愛種籽，從民族基因密碼重新編排中釋放出來，昭示中華民族「准」普世文化基因深藏內心(不然如何稱得上大國民風範？)，配合 因緣聚會成熟的民族動力與國力，重展大愛價值。

中國人的文化基因源自淵遠流長的文明史，5千年的渾厚的文化沈積，潛在活躍，可能因內外因素不利而沈睡，冬眠，優秀的基因種子還在，只是等待適當 機遇，進行適當的基因密碼重新排列，以喚醒沈睡的靈魂。最大化兩岸正面思考，良性互動凝聚的正能量，能協助減少負思考，包括袪除民族歷史的悲情。著手改良 文化基因的切入點(兩岸和平發展關係)，帶動政治生態的進化，未嘗是一個「啟後不承先」的努力。

现代中華文明正如旭日初升，曉(繭)是剛剛破了，繼續東升中，它會否化成一輪普照的全球的艷陽(蛻變成美麗的花蝴蝶)，目前尚言之過早，因為在蛻 變躍升的過程中它必須經過一個決定成敗的關口—新文明的考驗與融合—其實這是一個整合性之旅，不只涉及重新包裝，更重要的是重新肯定中華傳統文明本身的承 載容量。筆者要借用中國前總理朱熔基的名字一用，只有具有熔化結合之包容性，能容乃大，剛柔並蓄，才能建構萬年根基，春秋大業，與日月爭輝。這樁民族事業 領袖的高矚遠矚已初步鑑定，反而令人有些患得患失的是兩岸民眾的政治素養參差不齊，人文差距有待縮小(2.2億網民你準備好了嗎！？)；如果30年前，中 國大陸的鄧小平能從一窮二白的困境中萬眾一心地把中國躍變為世界經濟強國，制造經濟奇蹟，發揮了驚人的強大政治意願；沒有理由不能相信依靠中華民族的集體 智慧與意志力，在未來的廿，三十年把中國奇蹟再次上演，這次是在和平統一的政治融合上，「首次」展現兩岸領袖的驚人的政治意願，及中華文明的光輝，把中國 帶上一個「新文明」的旅途，走向世界公民。而扮演社會變革因子的「小民主」則是有序民主的修煉區。

如果能以兩個核心價值涵蓋中華文明依據的思想泉源，可以預見「中道」遇上「大愛」的中心思想，將驅使中華文明在東亞經歷兩千多年扮演孕育文化，滋 潤大地，蘊育人文社會的角色後，重新裝備，振裝待發，自我破繭步上一個偉大的自我期許(self-commissioned of a great expectation)文化長征，這次是我為人人。

我們這一代人何其榮耀，何其幸福，何其偉大；偉大，幸福，榮耀，因為自秦始皇帝一統中原後，這是中國在歷史長河的演變凝聚成為一個民族國家以來， 再次走向偉大統一之路；如果你感覺它是一個無形的巨大壓力或包袱，不勝負荷，那麼就把這個過時的思維掉包，由榮耀，幸福，偉大，與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感性 使命「(sensuous mission)取而代之。

結語：為了走向和平統一之道，為了復興中華民族，中國社會需要一道公民銜接口，擔當社會自我變革的因子，這是誰的挑戰？筆者要引用大陸黨校一位前 瞻性政治改革學者*俞可平(也是「民主是好東西」作者)的話「民主是陀螺，必須運轉才有意義」，突破一點帶動全面，就在今朝，前進吧！中華民族！今天就跨 出重要的一步，走出具有中華特色的民族復興之路！

後記一點感想：中華文明終極挑戰：跳脫文化唯我獨尊的自我中心意識，進而與世界共享文明；西方文明終極挑戰：擺脫「人」的自我中心的價值，進而與 大自然，萬物共生共存；這將是兩個世界文明走向匯合的交叉點，放下各自的「自我意識「，共譜新文明下的普世價值觀，造福面臨價值危機的人類。這符合中華文 化精隨之一－－「中道」－－就是不偏不倚的精神，温和理性，不走極端。

順道一提，針對誰是陀螺不運轉時掌握陀螺的主人俞可平講了一句耐人玩味的話，「民主，不是由政府或官員為民做主，人民自己應當是推動民主的首要動力。」(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