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引領兩岸攜手復興民族(下)

2006年7月 1日，「亞洲時報」在一篇有關胡錦濤的分析文章中，非常前瞻地以發掘一顆異常耀眼的星星般突出了胡錦濤的部署政體改革的實際工作，對這個既古老又先進的文明大國的帶來的巨大影響只能以「推波助瀾」四個字形容。

約4年後的今天，翻開紀錄，作者的高瞻遠矚的分析報導，呼應了胡錦濤本人的同樣素質。可見英雄所見略同，有遠見的人，與有真知灼見的媒體工作者，找到了一個共同點：「先見之明」。

中國人對財產的擁有權問題持續處於爭論不休的階段長達千年，封建制度時代，民國以前的大地主剝削農民的現象，辛亥革命前後大軍閥割據地方稱王，都源自中國的財產權的概念無法建立一個法治的系統與制度，既使今天的新中國成立了60年，家族的大地主制已不復存在，戰亂的軍閥也在民國與新中國的建立離我們遠去，進入歷史的記憶；財產權的問題仍然困擾著數以億計的「農民階級」。

或許，這是農民人均收入遠遠低於較城民收入的結構性問題。

胡錦濤深諳民意民困帶來的改革切入點，選擇從財產權著手，讓人深深體會到高達7億的農民階層的基本利益必須正本清源，撥亂返正，必須從法律的改革做起。因為他深知，農民的基本權益無法獲得法律的保障，民生的根本問題將如夢魘般陰魂不散 ，糾纏不清，這個起點具有廣泛的的政治含義，也反射「社會主義」的角度，可謂改革涉及的民生權益的基石。

以下為能協助讀者透視胡錦濤內心世界點滴，真知灼見文章的內容，特別給予轉載，以饗心懷中華民族與自由民主的讀者：

亞洲時報郗士撰文／中國似乎正朝制訂新財產法的方向邁進。在之前「胡錦濤宏觀發展策略見小成」一文中，我們已指出了有此需要。

由於反對者眾，且目前對「財產」的定義可謂五花八門，一時還難以統一，《物產法》草案也被推遲近兩年。

如何定義「集體財產」，便是各方爭執的焦點之一。比如，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是應該屬於農民呢，還是該由村長來掌握？一旦所有權下放給農民們瓜分，土 地可望獲得更好的管理運用，但村長的權力卻可能面臨一場「政治」挑戰了。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村民們要按什麼準則，去聲稱擁有某一土地財產。目前，如果搬出村子，村民就會喪失之前的土地，也不會獲得任何補償；而搬進村裏的人則自動獲得一份屬於自己的土地。於是，一些村官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將親戚和朋友們都搬進村來，而把不順眼的人趕出村子。這種情況必須糾正，但具體應如何操作，才不會引發村民與村官之間的利益爭鬥呢？

為「私有財產」下定義，引出了更大爭議。儘管困難重重，但《物產法》必須出臺。6月5日，官方《人民日報》發表了《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的文章，建議中央政府在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要加快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體制改革，因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經濟基礎又包括上層建築」。在強調「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同時，文章同時主張「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過它並未明確指出由中央或省掌握的國有財產，同農村的集體財產是否存在區別。

中央希望通過有關私有財產的法律，但遭到了兩批人的強烈反對。反對理由既有原則上的，又有出於實際利益的；兩者互為補充，卻 不一致。

第一類反對者的理由比較開門見山，也比較正當。他們認為，若《物產法》獲得通過，一些不法獲得的財產將因此披上合法的外衣。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不少人利用手中權力或家庭關係而獲得土地等大量物產；而《物產法》將為這些巧取豪奪行為合法化。在體制改革期間，沒有沾任何便宜或沒無機會沾便宜的老實人，反倒成為窮人，並不因其老實而獲得任何補償。反對者因此批評，政府不但不糾正昔日的不公，反而立法予以合法化。

第二類則完全是出於一己私利而反對的。他們擔心，《物產法》將剝奪他們目前享受的特權。如果土地歸農民所有，村長將很難再從地產發展商付給農民的徵地賠償金中撈取油水。此外，腐敗巨賈也不會因《物產法》出臺而得益──他們將資金轉移至國外，再以外來投資的方式「回流」，實際上早已「獲足保障」；目前的財產權混淆不清情況延續下去，反而令他們有更多時間 和機會去耍手段斂財。

的確，《物產法》將對這些「強盜大亨」（robber barons）而不是窮人，構成威脅。若目前的爭議遲遲難以解決，窮人將會繼續受苦，而「強盜大亨」將繼續受惠。除非我們還相信共產主義烏托邦能在世上出現，否 則擺在眼前的選擇，就不是要麼搞「平等主義」、要麼完全將錯就錯下去，而是在錯多些還是錯少些之間。現在，中國還有多少人願意再去經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蘇聯式計劃經濟，讓人人都要當窮人呢？

實施《物產法》，還會涉及到一個政治問題。對長期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中國官員來講，物產權合法化意味著民眾向爭取政治權利 邁出了第一步。有了合法財產，人們當然會想盡辦法來維護它；當產權有了法律保障後，他們的維護也就合法了，變成了一種政治權利。

不難想像，這將引發一場大範圍的政治變革；4月22日在耶魯大學的演講中，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提到了這一點。他說，「中國將在未來15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他指出，到了2020年，中國的政治生態將得到大大「改善」，這意味1）目前的政治制度並不太好：2）屆時我們可望有更大民主。

在本月舉行的比爾德堡會議（Bilderberg Conference，比爾德堡組織召開的年會。有關比爾德堡組織的介紹見文末），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CSSM）副秘書長張毅，進一步演繹和發揮了胡錦濤耶魯演說中所流露的觀點，大談未來深化民主和政治改革。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曾出版過《戰略與管理》期刊，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它既與政府關係密切，又保持高度的獨立性。

若能保持目前的發展速度（暫且不考慮人民幣升值的因素），中國在2020年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國GDP達8萬億美元），人均GDP有望達到3，000美元。這在中國被一些人認為是走向民主的必要條件：當收入達到如此水準，人們自會希望爭取權利去維護個人財產。(筆者備註：中國的人均GDP2009年已達到4000美元，較原定的2020年提前11年實現目標，請參閱筆者的另一篇相關評論：解讀溫家寶的心語－－「尊嚴」)

因此， 理想的發展方向是：到2020年左右，焦點將漸漸從維護財產權益，轉移到更加民主的制度建設上。

6月14日，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登了胡錦濤的顧問、前副校長鄭必堅的文章《實現文明復興和強國夢》。他在文章中寫到，當代中國的崛起必須是和平的崛起，才能消除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同時，他強調有必要深化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高生活水準，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文章並未給出明確的時間表，因為要取得上述成果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漫長的過程。

然而，現存的兩股力量，卻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有截然不同的時間表：一個希望改革步伐慢些，一個則渴望快些。

中國官僚似 乎希望改革步伐慢些。這是一個相對近期所出現的現象，其原因「既簡單又複雜」。

當鄧小平70年代末宣佈改革開放時，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黨政官員剛剛恢復原職，而一些在那場浩劫中爬上來的官員被迫讓位。這兩 部分人都認為自己蒙了冤，都不滿之前的意識形態。

因此，改革未受到來自任何官員的阻力。相反，改革變成了發財的好機會。由於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市場經濟建立初期，一切的是非、對錯標準都是模糊的，官員經商並未被禁止。鄧小平只說「致富光榮」，沒說「依法致富光榮」。另外，在經歷了長達30年、一切私人經濟活動都遭到禁止的年代後，大家對什麼是誠實，什麼是弄虛作假，似乎都有點模糊了。

而且，就連鄧小平似乎也鼓勵官員們經商，認為這樣可令國家更富強，並為改革獲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既然改革能讓個人腰包鼓起 來，官員們自然支持深入改革。當時，腐敗非常嚴重，充斥整個官場，無論官大官小都撈一把。在當時，腐敗成了直接啟動和推進改革引擎的「燃料」。

腐敗總是在法律法規不健全的混沌情況下產生的。哪里有可資買賣的特權，哪里就有腐敗。但隨著混沌逐漸消失，經濟不斷向前發展，產權得以鞏固，腐敗逐漸變為必須清除的障礙物。但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後，有著特權的官員們一步步鞏固了手中的權力。如果改革快速推展、如果財產權變得較為清晰，這些官員勢將失去這些權力和特權。

如果土地的所有權歸給農民，農民就可以直接與地產開發商進行徵地賠償金的談判；這樣，地方官員將很難再獲得「低價收回－高價轉賣」的充當仲介人機會。屆時，地方官員的職責就是，確保地產商和農民雙方按規矩辦事，最好就不需要自己介入。

這跟目前的情況很不一樣。現時地方官員把什麼都抓在手中，在自己轄區內像公司行政總裁般，大事小事都管（包括土地交易）。肯落實財產權原則的官員似乎還不存在；不難想像，單靠中共中央黨校和哈佛大學甘乃迪政治學院（Harvard University'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等院校的合作，似乎很難提供這方面的人才，填補這一不足。

簡言之，這裏有大群手握特權的官僚，他們都得到了不少好處，不願改變現狀。

然而，沒有了官僚機制，一個國家也難以運作。即使中國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30多年來的積習也很難清除乾淨，因為官員們已當慣了百姓不得不討好的土皇帝。對於管理國家這麼久的官員，中央政府也無法狠下心來，而且國家也不能沒有他們。在任何國家，官員們都構成了一個最強大的利益群體；在官僚制度發祥地的中國，情況更是如此。

但另一股力量正推動變革。

因為臺灣問題、因為馬英九，中國必須變革。備 受醜聞困擾的「台獨總統」陳水扁實際已完蛋，即使他毋須下臺，也將成為 跛腳鴨。與此同時，被視為「親統一」的馬英九，行情大致仍然看好。

然而，對北京來講，馬英九帶來的考驗挑戰，尤甚于陳水扁。臺北當局宣佈獨立，雖然極之危險（因必將引發戰爭），但機會也極微。

談到兩岸統一問題，一大問題就是兩地奉行截然不同的制度。如果統一整合理所當然地是選擇較現代化的制度，那麼臺北絕對可強調其制度比現時大陸的優勝。此外，若真的實現統一，國民黨也會嘗試在大陸建立分部，招募黨員。它會要求北京設立民主選舉時間表，以便能同中共同台競爭。

當然，現時這些還僅停留在理論構思的層面。但當馬英九2008年當選為臺灣最高領導人後，兩岸確有可能就統一問題展開對話。如果對話取得成功，胡錦濤將因解決前幾任領導人無法解決的歷史難題而名垂青史，但同時，他也要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著手進行政治改革，滿足國民黨提出的政治要求。

很顯然，國民黨所開列的政治制度要求，正是大 陸官員最不希望的。這兩股力量難免將發生衝突。假設馬英九能執掌臺灣8年（2008-2016），這將是北京難熬的8年；隨後，很快就到了胡錦濤在演講中所說的2020年。

在中國，人們幾乎把兩岸統一奉為某種宗教信仰，但實現統一的具體條件卻異常的模糊。兩岸要實現統一，大陸就不得不做出讓步。中共元老緊盯著今天的新生代領導人，生怕他們做出過多妥協。他們認為，臺北所得越多，他們的影響力就會越小；所以，他們常責駡那些負責對台事務的官員「背叛」、「出賣大陸利益」等。但統一是要付出代價的

就像走高空鋼索一樣，胡錦濤正率領著中國摸索著、蹣跚著走向未來。在這一歷史關頭，他極有可能成為中國最偉大的領導人。事 實上，就是邁出「財產法」這相較下已算「不太重要」的這一步，他也需要鼓足勇氣踏出去。

編注：比爾德堡組織（Bilderberg Group）是一個國際政治金融組織，目的是促進各國政治和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其成員為世界上權力最大的100多名政要、企業巨頭和銀行家族成員。該組織在1954年由荷蘭女王朱麗安娜的丈夫伯恩哈德親王創 立。艾倫•杜勒斯的哥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是參加創建該組織的美國人之一。比爾德堡集團還與許多國家的軍隊和情報部門負責人有聯繫。(原文完)

筆者的小結：時代在變，民心在變，就如氣候一樣，也在變，中國式的「變」較外國的變更是令人口張目呆，過去30年的經濟改革，只能以目個字形容：「翻天覆地」。如果說，中國人是「善變」的民族也不為過(問題只是他們優先要的是什麼)。中國人知道他們要什麼，所以，他們把政治改革延後 30年，讓民生擺在第一位，經過那麼多年的混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一黨專政的特殊產物的實務結合經歷(也是先試先行)，中國的領導人已掌握中國的民情與天性，善於駕馭中國的人性，知道契機不可失。

從這個角度探索，胡錦濤所做的一切旨在順應天命，高瞻遠矚的領袖是在適當的時候，對適當的人，做適當的事。1978年鄧小平做了一件對中國人恰當不過的事。民以食為天，中國人不能餓著肚皮追求自由民主。凡事都有代價，天下間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樣的，民主自由也有代價，這也是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印度的民生硬體發展遠遠被中國拋在後頭的現象所說明的硬道理(當然印度的民族特性不能與中國相提並論)，事實勝於雄辯。

既然選擇了先經濟後政治的改革之路，就要義無反顧，勇往直前。胡錦濤深深體驗了這個發展的硬道理，也深知中國民主的特色在那裡，所以才會有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如果有人提問：河過完了沒有？中國人心中自有一個清晰的答案：改革之河尚有一半的路途有待征伐。

今天中國人走到水中央的分水嶺，眼見就要跨步越過水雲間的天空界線，流水依然潺潺，暗流如何，就好像變幻莫測氣候，沒有人知道，這樣的情境，需要堅定不渝的金剛鑽，方向清晰的超高素質的領導(trait of extraordinary leadership)。

繼續揮灑高瞻遠矚的金剛意志，擺脫教條主義的牢籠，恢復人性的光輝，一個再造的中華文明期待著這中生代與接棒的領導人，眾志成城去完成中華民族的普世價值鏈，一個造福全球華人的民主中國。2038在恭侯著執行民主( democracy in execution)的上路…。

一點感想：胡錦濤會否成為中國最偉大的領導人，往後3年裡是關鍵。他與溫家寶的無縫合作，揮灑復興中華民族的領導素質，放在歷史的制高點，考驗的不只是胡溫團隊的精神與毅力，至關重要的考驗更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與普世價值融合與接軌，一個文明的再造也！！由此昭示，一個成形中的「民主之父」的尊號，似乎從不遠處呼喚著既古老亦善變的神州大地！

胡錦濤引領兩岸攜手復興民族(上)

剛剛結束的中國第十一屆人大會議打出經濟搭檔文化凝聚共同意志的策略：一個先經濟，以文載道的模式，鞏固兩岸和平格局，邁向建構和平框架的中期目標。

2008年「胡六點」中曾提到：「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開展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華文化薪火 相傳、發揚光大，以增強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

胡錦濤的高瞻遠矚，引領中共班子跨前躍過意識形態的桎梏，就如溫家寶在十一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的官民的「相對尊嚴」那樣，讓人期待中國體制的改革在人大通過修憲後，執行在即。

胡錦濤主席與溫家寶總理在剩餘的3年任期，如何先行先試，引領中共幹部黨員做好思維矯正，以開放心懷，迎接還政予民的來臨，落實對人民承諾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框架與基礎；其攸關的層面不只是兩岸持久和平格局的奠基，最終統一的兌現，更是中華民族終極的復興。

一位領袖具備的素養，除了團隊精神外，必須兼具遠見，膽識，與同樣重要的果敢(適當時機做適當的事)。這三條素質缺一不可，才能降大任於斯人；正因中國積弱一個半世紀以來，面對如何洗脫鴉片戰爭蒙受的恥辱，呼應的是終極中華民族復興的挑戰：簡單的說，自孫中山1912年推翻滿清專制腐敗皇朝建立三民主義體制以來，兩岸朝向自由民主體制的另兩個「以民為本」的大日子，一個為1978年鄧小平在大陸推行市場經濟，以及1986年國民黨在台灣下放專政讓台灣轉型至自由民主體制；正值辛亥革命即將慶祝百年紀念之際，中國國運的另一個革新體制的歷史機遇的循環，就落在剛落幕的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民主化的啟動－－農民與城民同票同選的劃時代的一人一票選擇權的降臨－－對於掌權者，這是一個英雄造時勢的時代，錯過這個歷史契機，就要等待「時勢造英雄」的替代了。

再造中華文明的任務，更是需要一支能夠持續超越舊框框的團隊的共襄義舉，而引領這個團隊的方向感，則是團隊最高領袖不可或缺的素養。

這一代的中國領導人除了能勇於掙脫舊框框，改由新思維取代外，最高領袖的方向感，領導群雄展示的膽識，與對追求自由民主始終堅定不渝的果敢精神，將成為中國未來接班領袖的標竿。在面對兩岸問題上，最高領導人還要具備一個特質－－靈活變通。

胡錦濤是至今歷屆中國領導人中展現最大靈活性的中生代領導人；這種靈活性不只展現在兩岸關係的策略手法上，從這次歷史性的人大會議，胡錦濤的搭檔溫家寶對民主改革的發出的承諾，社會的正義公平化，更是令人倍感中國距離自由民主社會的目標已經在望了，或說修憲後鐵定開跑了！？

胡錦濤的堅定不渝，展現在聆聽人大代表的心聲，對農民的與城民同票同選的公平糾正，對國家民族深層掌握了兩岸政治體系互異的奧妙。

兩岸關係從著手民間的經濟，文化，繼續更上層樓，循序漸進，增進互信的過程，都是一個旅程，這個旅程的良性溝通，促進諒解，增進互信比什麼都重要，所謂的「聚同化異」，就是要先打開心結，繼而潛移默化，進而互相欣賞，營造雙贏的格局。

顯然，胡錦濤已經看透兩岸關係要持續取得和平良性進展，與中國政體民主化是連體嬰的關係，缺一不可。完成政體民主化，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中華文明的再造將扮演載體的角色，兩岸的統一，已成為中國完成民主化改革的必然結果，這個必然的結果，是一花開兩瓣(民主與復興)，打造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帶來的信息，不言而喻，等於統一的問題已經被超越了，不再是問題！

由此觀之，由胡溫時代起，中國未來接棒的領導人肩負的終極使命，不再緊訂兩岸的統一，在和平的大格局被奠定後，放眼中華民族的復興與中華新文明的再造，才是歷史長河的等待挑起的最大使命。

從這個角度探索，胡錦濤高瞻遠矚的思維已是昭然若現，他與溫家寶的「夥伴團隊」在兩人上臺以來的現階段，打出的經濟配搭文化為戴體－－即先促進兩岸民眾的民生與文化認同，享受經濟發展的果實，配以文化的凝聚力－－的確是「既務實，且遠見」，認祖歸宗是自然的現象，操之過急，違反老子的自然之道，會弄巧反拙，壞了大事。

本小組觀察胡溫兩位領導人的「無縫配搭」，緊密追蹤是近5年的事，如今眼見時機成熟，才推出「胡溫團隊」的名號。這些年來，兩人的巧妙配搭，果然並未讓人失望，使中國進入一個「經濟蓬勃為基，推動政治改革」的大國。本小組稱它為「胡溫團隊奠基挑戰」，就如溫家寶所說的，給他(們)3年；往後3年，胡溫團隊政績如何，能否開宗明義，啟後承先(非承先啟後)，堅定不移開自由民主體制的先河，引導民眾建立「相對尊嚴」的社會價值，催化官民建立「夥伴關係」，攜手共建一個民主化的政體，讓社會的公平正義更勝陽光，人民公平分享國家的財富(這是過程)；如是，這將是本世紀最偉大人文工程的果實也！

可以預見，要達致以上「社會尊嚴」的目標，間中最大的問題，不是自由民主本身，而是一黨專政的體制如何設下一個可為與靈活時間表，逐步放下身段，最重要的是把重點放在執行力上，言出必行，行而必誠；讓人民沐浴在自由民主的風範與氣氛中，民眾得以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自由開發個人的潛能；人民在健全的法治下，恢復精神與物質平衡的人性尊嚴；引領繼而催化人民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協助中國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均富的「陽光社會」；屆時中華民族的復興將指日可待，如百川匯集納大海。

敢問一聲，心懷中華民族的各界，一個走上復興的民族，再造的文明之道，兩岸民族的一統不是被超越了嗎？ 還是問題嗎？

是時候加速放手，展現中華民族的睿智，豁出去了！！！全球華人及民主社會寄予厚望！

贈言：「以經推舟，以文載道，政治普世，政體磨合，民族復興，文明再造，兩岸統一，水到渠成。」本小組要以這三十二字箴言贈予中國領導人的跨出的「高瞻遠矚，按部就班，齊頭並進」。

後記：對於以胡溫團隊為首的現有領導層與接棒的未來領導層，未來3年是兩人引領中共與中國步上體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關鍵期的嚴峻挑戰，也是考驗胡錦濤激發黨內熱愛民主的細胞倍數成長與擴散的，最重要的是挑戰胡溫團隊的執行力 (execution) ，因為外界特別是西方媒體向來都把中共對公民自由民主的承諾視為理論上存在而已 (相等於中國的俗語：紙上談兵) ，中共擬定的憲法亦釋明這些人身人權的保障；鑑此，未來3年胡錦溫如何向來國民與世界展示對民主的決心，公信力與透明度，很大程度上就要看這3年的行動與執行能力，說到是否做到；中國人民將是最好的見證者。就如一位網民在人大通過增量民主修憲時，做出的一針見血的評語：「天開始打雷了，會不會只打雷，不下雨！？」

兩岸關係用語新解：(一)胡溫團隊奠基挑戰：未來3年奠下自由民主框架基石的歷史挑戰；(二)啟後承先：請參閱2008年5月26日筆者特區體製作為再造文明戴體推薦的新思維文章 ：啟後不承先，兩岸關係迎來人本互信的前瞻 ！)

參考資料一：背景故事：為了推動民主政治的運轉，胡錦濤自2005年開始已經有所部署。廣東的《南方週末》於2006年1月4日報道，1月底，中共將完成五千「縣官」大輪訓。據報道，有關計劃是2006年春節，胡錦濤親自提出的。胡錦濤當時在視察延安幹部學院時說，「只到省部這一級還不夠，說到底要落實到縣一級」。似乎，接受完「大輪訓」的五千名縣官，就是要為胡錦濤的改革在地方鳴鑼開道的尖兵。

另外，胡錦濤在地方換屆時為改革注入活力，加促去除思想陳腐幹部，打擊地方分利集團的一些舉措還包括：各地換屆大部份將實現「一正兩副」、黨外幹部加快進入決策層、容許一些民主黨派幹部出任正職、以及藉奧運之機，放寬國外及台灣記者限制，各地採訪，毋須再由外事部門接待及陪同；基本上，這些舉措的目的都不外加速黨內新陳代謝，打擊地方分利集團擴大影響。

2006年4月，胡錦濤訪美時重複說了兩次「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分析指出，胡錦濤此言，並不是空話。現時胡錦濤開始在地方組織上加強工作，在地方注入支持改革動力，到十七大前後，各項黨內民主措施將陸續出臺。加上中國現時經濟發展，法治在加強，中產階級在興起，民間社會在建立。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後，中國要發展民主政制，將不再是一個夢。

中國國家主席(領導人)胡錦濤生平：胡錦濤是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參考資料二：胡錦濤的簡歷上雖說是安徽績溪人，但他卻是出生於江蘇(1942年出生)，胡錦濤是家裡的獨子，他有兩個妹妹胡錦蓉和胡錦萊。他所讀的中 學便是江蘇泰州中學。胡錦濤1959年以高分考取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胡錦濤的夫人劉永清，與胡同為清華大學水利系1959年級的校友，他們有一子胡海峰，一女胡海清（又名胡曉樺）。

在他的生平中，你常常都會看到他是「最年輕的……」 出任貴州省委書記時，他是當時歷來最年輕的省級一把手；出任政治局常委時，他是歷來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出任國家副主席時，他是歷來最年輕的國家副主席。 另外，他亦是鄧小平在世時挑選的最後一個指定接班人。(待續)

一則外媒報導刺激台灣輿論神經！

2012大選：國民黨自亂陣腳會輸」(這才是公正的標題)
一則外媒的報導果然再次刺激台灣內向媒體的神經未稍：其實，外資券商里昂證券（ＣＬＳＡ）對內發布的外資報告，正面分析了國民黨2012年總統選舉的勝算。附帶的條件是國民黨特別是馬英九不可自亂陣腳。

報告也正面評價國民黨的中國政策，認為它是獲得選民的足夠支持。

綜合自由時報與國民黨立委吳育昇的爭執，筆者做為一個資深媒體人兼兩岸課題評論人，認為總體而論，里昂還是看好國民黨的贏面，只是這個贏面附帶一個條件：國民黨內部不能自亂陣腳。如此才能延續馬英九上台以來鞏固建立的中國政策的優勢。

自由時報的詮釋有斷章取義之嫌。如此說是有根據的。本小組的組員在看了今日新聞引述自由時報的報導時，也有這樣的錯覺。

做為一個在媒體工作有30年經驗的海外新聞從業員，從新聞處理的角度，自由時報在技術上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沒有在標題打一個問號。有時，媒體為了促銷引人注目，會取巧以達到上述譁眾取寵的目的。這並不奇怪，否則就流於新聞平鋪直述，了無新意，讀者也不會垂注，難以取得新聞的效果。兩者必須取得平衡。它考驗的是媒體把關人的素質與寫稿人的中立。

無論如何，筆者不相信自由時報有翻譯錯誤，只是取角不同。不同角度與所服務利益集團的落差，會影響報章的詮釋，特別是在諸如台灣媒體那麼放任自由的地方，更是司空見慣的事。

說白了，問題是新聞的操守與道德，與新聞嘩眾取寵之間的拿捏的功力與準則。可惜這種價值在台灣這片新聞放任自由的土地，已經升級為一種美德。

筆者要感歎一聲，此事並非個別或零星事件：這些年來觀察台灣新聞事業的發展，混淆視聽，有時讓人錯覺這是媒體的和平時代的戰國時期。就如ECFA 的課題，民間的認知淺薄，與各自利益集團媒體的操弄，往往會讓人產生錯覺，這是一件可有可無的經濟協議，不會影響台灣的民生，競爭力，甚至經濟生存。

由此觀之，台灣可能是新聞資訊爆炸時代的受害者，直接的影響是台灣政黨唯競選而活。讓人額外歎惜的是，好像除了選舉，還是選舉，天天選情選戰，充斥媒體，包括電子媒體，台灣政黨制造一種印象，台灣人是為選舉而活的，不知一般台灣人是否認同！

如果答案是，影響台灣人的生產力，對外競爭力，與認知外面世界變化的能力，就要受到質疑了！

里昂的報告指出非常重要的一點，國民黨的問題範圍在於民生問題的處理不當，反而是國民黨的中國政策使國民黨處於一個新的優勢。侵蝕國民黨總統選舉的勝算，歸咎於國民黨政府過去兩年，應對台灣民生的內部問題的能力與執行力的所暴露的弱點。

做為一個局外人，講講公道話，希望能協助一些人看清台灣所處的大格局在那裡，在大格局中台灣的認知能力又如何，避免某些人所說的台灣人已經淪為小水池爛泥巴裡互相糾纏不清的泥鰍與烏龜： 一個在政治與公共領域失去方向，沒有真理真象的社會。

敢問，這是服膺自由民主，崇尚法治，人權的中華民國或一些人所響往的自由台灣昭示的典範嗎？說完了，美國放任自由導致的金融海嘯，及國勢國力的崩盤，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台灣的借鏡。一個沒有自我約束力的民主與言論自由，與一個不受父母管束的成長中的孩子的放縱與紀律蕩然，後果嚴重，也可以想像，自嘗惡果，八九不離十也。

還政予民的「頭文字」

全球心懷中華民族與熱愛民主的炎黃子孫必定喜出雀躍：庚寅虎年果然迎來民主的春雷—十一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毅然通過「增量民主」的選舉修憲法案，歸還廣大農民的選舉權力，與城民同票同選，取代了數十年來四個農民等於一個城民投票權的不平等作業。

這是中國政府邁向「還政予民」所跨出的重大「頭文字」，也是中共一黨專政呼應與尊重民意，恢復人民民主尊嚴所採納的具體步驟。

本小組把此次的修憲措施稱為「民主的頭文字」，因為相等於民主國家國會體制的中國人大代表的平等選舉與被選權的賦予啟動式，象徵意義與實際作用等量齊觀。

象徵意義在於指它應是一個體制民主化的具體化與法理化的起點，不是終點，也不是一個孤立零星的措施－－一個邁向整體與全面政治體制改革的啟動點－－以最終建立一個健全，全方位反映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普世價值的法律體制。

如是觀之，「民主頭文字」的意義與標竿非比尋常，可謂中國當局自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自1978年推行經濟改革以來，沿續既定改革開放總路線延伸至政治體制改革的頭籌。

如今，隨伴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初步的成果，中國式的改革已舉世聞名；人大還政予民推出的頭文字的這一步，固然重要，值得歡呼；後續政改的深廣度，以及人大「還政予農」如何建立一個健全的機制並加以落實，更值得全球華人深切期待，以及中國民眾的盼望；畢竟，在歡呼聲的背後，自由民主的框架離不開一個健全的法治的就位，所以，民主的頭文字意義在於呼應自由民主具體的路線圖或藍圖的出爐。碎步的對策應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反映當局大膽的先行先試的探索，或許，它是一個方法論的切入點吧！

增量民主的起步，呼喚的是自由民主的回應，增量民主如何從地方人大上達全國人大，從而讓這個重要的切入點，取得引導式的路向呈現(與經濟領域的海西計劃先行先試的思路雷同?)，要點在於選舉權，被選權，必須在一個公開，透明，公正，公平的競爭的架構內展開，沒有了競爭的先決條件，充其量只是一個指導式民主(VS進化式民主)的試驗品。這應是「增量民主」選舉修憲的內涵所在，「民主頭文字」的深遠意義即在此。

換句話說，儘管修憲在即，中國當局對增量民主的執行方式與落實機制的效益，能否公平及符合民意，將影響甚至左右中國式民主的素質與前景。

對內，祝願中國政體民主化之旅的啟航，認清任重道遠，處於這個文明再造的歷史性驛站添資備糧，持續創造條件後整裝待發，繼續上路，攜手創造一個未來式的文明；它考驗的不只是這一代中國領導層的智慧，也考驗7億被視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如何被引導融入中國日益福裕的社會，公平分享國家財富，為未來幾十年的中華民族的復興打拚。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不啻是一項果敢，勇於接受歷史挑戰的政治革新；中國民主化之旅的設計師們，有必要銘記在心，這是關乎民族復興大計的關鍵起點，稍有私心或對即定利益者的偏袒從中作祟，民主化旅程將事倍功半，違背了政改的原意!反之，堅定建構自由民主社會的價值與信念，勇往直前，讓一個民主的中國造福全球華人，中華民族的復興指日可待也！

※　兩岸關係用語新解：民主的頭文字：增量民主

解讀溫家寶的心語－－「尊嚴」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剛剛結束的十一屆中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發表國務院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到「尊嚴」這個字眼，這與台灣總統馬英九向大陸提出台灣的「對等與尊嚴」的訴求有異同工之妙。

人本心理學之父馬斯洛(MASLOW)1962年提出需求階層理論，他認為人類的動機是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求所組成，各種需求之間又有先後順序與其高低層次之分。只有低一需層需求獲得滿足後，上一層的需求才會產生。最底層：生理需求：包括飢餓口渴、空氣以及睡覺；第二層：安全需求；第三層：愛與歸屬的需求；第四層：尊嚴需求：尊嚴以及、自主權、成就感，獲得賞識與讚美，若無法滿足此需求，人們就會感到自卑、無助、沮喪及失望。最上層：自我實現需求。

基本上，經過長達30的持續發展後，中國社會的硬體建設已經達到一個中等發達水平，特別是近10年的城市建設，華東各沿岸城市因應基建的便利，大興土木，房地產發展的幅度更是「炫」；這些都是拜貫通各大城市間的高速公路與縱橫全國的高速公共運輸與交通網絡鋪設所賜，即所謂的銜接度 (connectivity)，促成中國民眾的流動性(mobility)大大提高；最近3，5年高速鐵路系統的就位，技術與高速提升屢創新高，已經被美國承認為第一個提前超越美國的領域。美國甚至派出眾議員代表團前來中國進行考察。

※　交出經濟成績單

中國各人口稠密的發展區域，特別是沿岸華東地區各大城市匯集的兩個三角洲與渤海區域的整體經濟發展與居民的GDP人均收入，已先拔頭籌提前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具備新興工業體的質量基礎，這些次區域的居民的人均收入已達達1萬美元的水平，意味著華東地區提早10年實現鄧小平所放眼的小康水平。

指出以上的硬體發展建設的成績單，旨在說明溫家寶提出「尊嚴」的問題，不再是唱高調，是基於交出成績的後續所展現的自信。至少反映中國政府與一部份先富起來的華東地區的人民，做好準備接受較高層次需求的實現的時機已屆。

溫家寶所謂的「尊嚴」，直指第四層次的人本需求，為一個較高層次的社會需求。從中國屬於一個官民一體制的特殊社會結構探索，政府發出的聲音已經基本上認可了尊嚴的「社會必要性」。政府的聲音與主張其實已從以往的「上情下達」的慣例與作業，矯正至「下情上達」的切口上：這是民意受到尊重的「民主主旋律」的前奏曲吧!把「尊嚴」放在一黨專政的框架內檢視，兩者(上情下達VS下情上達)的中道銜接，為近代非民主體制政治發展史罕見的現象。想這就是蓬勃營運自如的鄒型中國式民主的特殊性之一吧，沿續著中道和平持續轉型之道挺進，讓人窺見中國一黨專政的政府所形塑的特殊性，即從「個人的尊嚴」啟動演繹了。

把「尊嚴」的環節放在一黨專政的框架內，它的意義非比尋常，也是值得追求自由民主的接近4億中國網民的垂注，以追蹤相關政策的演化。

※　個人尊嚴的起步

溫家寶這回在「中國國會」對著「三千國會議員」的大會上提出國情咨文點名「尊嚴」地位的重要性，牽涉的層面與在怎樣的框架下獲得尊嚴的問題，值得尋味，已引起全球熱愛民主人士，國家，與公民社會組織的關注。

中國國情絕對與民主國家的立法議會不同，但這並不阻撓政府首長在一個演進中體制的「國會」提出人民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邁進較高人性需求的機遇：溫家寶這麼做直接反映了經過多年的奮斗後，民眾參與形塑社會的第四層較高層次的需求的天時地利人和已具足。它標誌著中國從一個基本小康的社會準備昂首快速跨步進入一個物質與精神道德發展雙軌制的社會。

對於本小組而言，「人的尊嚴」是一個精神道德規範的價值，一個在物質硬體設施與經濟建設上取得等量齊觀的社會，必須做好自身的準備，或許，訴求尊嚴的大陸人，可向對岸的領導人爭取「對等尊嚴」獲取一些靈感，進行充電。

如是觀之，溫家寶借藉尊嚴的放話，間接呼喚中國民眾調整本身的步伐，在精神生活上做出調適，避免過於傾向物質，以找回人性的精神與道德的重心，匹配政府相應調適人性尊嚴的開放步伐，恢復人性光輝的一面。

※　區隔個人與社會尊嚴

兩者（會的尊嚴VS.人的尊嚴）)的共同點已昭然若現，差異在於在一個欠缺法律地位有效監督政府施政的獨立機制下，中國政府著眼的是社會需求，中國民眾著眼的卻是個人的基本權力的伸張與問政。在此情況下，個人要問政甚至要問責並不簡單，政府依據本身醒覺，可能在一定的範圍內能提供一個有限的保護網，至於民間只能依據公民社會單位擴散公民自我教育與權力意識，達到社會認知共識的層面，近年不斷成長的網絡公民社會伸張正義（網絡監督政府施政的非政府機制的成形），是憑據個人社會良知的有機性擴散；儘管社會的張力在官員障眼的掩護，往往在「即定利益」的名義下做出犧牲個人基本利益，違反個人尊嚴的作業仍然是不乏實例：這裡延伸出的問題是，一旦兩者利益發生「衝突」，誰是仲裁者？

歸根究底，源頭還是政府必須建立一個健全的法律體制，這又把問題踼回給一個民主政體的問題上：唯有一個以民為本的自由民主的體制，才能找到法治的依據，建立放諸四海皆準「人的尊嚴」的答案！

在此環節上，關鍵問題是在一個法律體制尚未能絕對認同個人的基本結社、組織、發言權力的國家，什麼是社會利益？什麼是個人基本權力? 除非兩者的定義，區隔與區分獲得健全法律體制的清晰詮釋，沒有出現重疊/越界的現象，否則溫家寶「尊嚴」的觸鬚的探索，將是重新打回一黨專政的桌子上，原地踏步！這是中國當局必須正視的挑戰。(在十一大舉行前夕，十六家內地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民辦平面媒體，及兩家全國性電子網絡媒體聯合發表社會提出廢除或修改居民發登記戶籍法的訴求，聯合社論立即被當局封殺。)

反之，從正面的觀點，中國政府伸出觸鬚探索建立「相對尊嚴」的課題，對初成長的中國電子公民社會，是好事一樁，政府首長必然應有所準備，以應對公民社會力量提出問責與監督的問題。

一個自信自重的中國對世界新秩序的演化是好事，畢竟中國融入世界的腳步加速，兩者應是齊頭並進的；經過30年的市場經濟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腳印的實驗，取得正面的實效後，基本上解決了人民的首兩個較低層次的需求，繼續向前走去，一個滿懷自信的中國在對外和平與對內社會和諧的大前提下，建立中國社會政府與民眾的相互尊嚴，第三階段的需求(愛與歸屬的需求)的社會意義非常大，它與第四需求的尊嚴與連帶的自主權，息息相關。

※　個人尊嚴也包辦？

做為一個政府與人民組成的一個團隊國家(至少在獨立民主監督機制建立之前是如此)，政府也必須連民眾本身的尊嚴與自主權也要包辦照顧。這裡反映一個有趣/特殊的現象，可能在一黨專政國家的眼中，除了人民心裡在想什麼管不著外，政府應包辦/負責人民外在的一切言行舉止活動。

從這樣也是特殊的角度探索，讀者可能已經心知肚明溫家寶主動提出尊嚴的問題，旨在把它拋給人民思考，以便在思維心理，甚至精神生活上做出必要的調整，準備考過政府給予尊嚴的關卡，政府才能有所行動，讓人民權力在法律上更上一層樓。

基於此，本小組不禁要問，廣大的中國民眾做好準備了嗎，以符合條件迎接溫家寶的這粒球！？

小結：由此觀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最近經由兩岸互動關係重覆發出「不斷創造條件」論，並非唱高調，這種暗喻已是有跡可尋；中國兩位領導人前呼後應，顯然旨在把球踼回給要求自由民主的中國民眾，發出要他們做好提高本身的公民素質的「訴求」(用心良苦也！)：本小組不禁要問，「中國人，你們準備好了嗎？那就闖關吧！」

感想：中國的自信，自重與自強不息來自30年經濟建設交由的成績單；是時候，中國善於靈活掌握時機，把民間對自由民主的訴求轉為一個政治體制革新的先機，信步跨上還政予民的終極文明重建之道!

※　後記：

值得一提的是，溫家寶在人大會議結束時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強調，他任期屆滿的未來3年最艱鉅的挑戰，是通過政體的持續改革，繼續執行尚未完成的「社會公平正義」與「司法公正」。其中的社會公平正義(公平分配國家財富照顧弱勢群體的福利)「比陽光還要光輝」。人在社會的自由發展的權力也受到溫家寶關注，被列為溫家寶的三項挑戰之一。溫家寶與胡錦濤團隊未來幾年要完成的任務－－著手改革政體的核心－－自由民主，已是照然若現了。溫家寶也表示有信心未來領導人會持續改革體制的既定路線。

以民為主，以客為尊，到還政予民

以民為本(主)，與以客為尊有何關係? 一個是民主原則，一個市場經濟原則。兩者表面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

兩者奉行的卻是民主的共同守則。在一個政治實體(或國家)裡，沒有民主不可能有自由，沒有自由，法治不能伸張，沒有健全的法治(非法制)，人民的基本權利(人權)難以獲得保障與伸張，沒有人權那有公正，那有公平……延伸下去，民主的清單是無窮無盡的。

以客為尊是市場導向經濟所伸延的金玉良言，它的信念是基於市場需要什麼，企業就供應什麼，客戶的需求是滿足市場的根據，所以，企業必須以客為尊，不斷在產品/服務的研發方面了解市場的變化，並在變化中洞悉及把握出現的商機，從而推陳出新，引領新的甚至全新的服務/產品進入市場，在一片紅海中殺出一條藍路。所以，以客為尊應是企業裡表一致的右座銘；一旦企業脫離了以客為尊的引導價值，企業遲早會淪為追隨者，一旦淪為追隨者，脫離30%的市場控制比率，下去的道路將是往下的。再下去，市場比率將在不求上進，自滿，自以為是的被蠶食殆盡，被客戶遺棄只是遲早的問題！

以上是參與市場競爭企業的認知與所奉行的守則，這即是市場自由民主化的金科玉律；然而，與民主政制一樣，世間人為的一切都不完美；如今，在資訊工藝與科技的驅使下的全球化與開放化，市場的國界也已快速被拆除，最近在兩岸如火如荼推動，台灣極力爭取早日與大陸簽署的ECFA，即是一個市場全球化由區域化啟動的典型例子，以避免台灣的經濟被邊緣化，失去競爭力，引發經濟危機。

研發新產品/服務，不再局限於傳統市場的認知，因為那是在原有的市場與對手競爭(所謂的紅海戰術)，所以，不久前的推出的「藍海戰術」著作，會那麼引起企業界的轟動。然而，領導市場的變革，被認為是出奇制勝的絕招，這樣的戰術跳脫傳統競爭的格局，改寫市場競爭的游戲規則。這些領域，包括由初期的環保產業提升至綠色產業，太陽能產業的誕生，如今在汽車工業，食品工業，家電工業，甚至化妝護膚產業等，都已成功被綠化滲透，帶來實質的變革性改善。人類在經濟領域推動的變革，可說是市場經濟至上被過度表彰，利益導向過度專橫，導致生態失去平衡，有限地球資源瀕臨匱乏，為企業引發的另一場無聲革命。儘管企業界後知後覺，總是較治國的政府勇於改革，因為企業不同於政府，不變，只有死路一條。

事實是，這場無聲革命，企業界的回應較政府來得快速。去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地球大會，與會的世界所有國家已經覺察到事態的嚴重性，尤其是大國對作出減少炭的排放量的承諾，不過，還是無法達致協議，可見政治改革往往知易行難。鑑此，企業為了根本的生存，對大環境的作出的回應仍然比政府的革新步伐快了好多拍。

經濟模式難持續

市場經濟浪費資源的競爭模式已不能為續，就好像中國一些新暴發戶，上菜館宴客，點了十三道豐盛的菜餚，最後杯盤狼藉，只吃了十分之三一樣，那麼令人慨嘆。捨命前仆後繼追求市場經濟的作業，已經證明是浪費資源，為不能持續的模式。有人預言，下一個不能持續的模式是一樣欠缺紀律的西方放任式民主制度。

美國式的自由民主與華爾街金融業者的炒作引發的金融海嘯脫離不了關係，歐盟5國(PIIGS)瀕臨破產的邊緣，加上英鎊的急貶，連同其他南美洲國家的國家收支也一樣亮起紅燈，導因源自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放任，騎劫全球對發達國家的信任。當今世界看起來，一片添黑，似乎只有一黨專政的中國一個亮點。

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式的可持續性，關鍵在於中國政府革新政治體制的勇氣與遠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公開的秘密，在於中國市場經濟的模式維繫於幕後的一雙強有力操盤的手－－政府。

強勢政府引領全球

中國政府是全世界最強勢的政府，這句話可圈可點。不管你喜不喜歡，若干年後，中國政府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強勢政府。能帶領中國人邁向一個和平統與文明再造的新世紀，依然是一個強勢的政府莫屬。關鍵難題是一個向來強勢的中國政府如何引導一個相對被動與靜態，且初嘗經濟改革果實的中國民眾，去迎接一個持續改革的體制－－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經濟問題攸關政治體系，真正主宰一個國家經濟其實不是市場經濟本身，制定與適時調適政策甚至體制的領導人才是主宰。政治就好像一輛車的司機，車就是經濟的載體，人民就如乘客，這輛車要怎樣開，要開往何處，帶給乘客怎樣增值的生活，等於終極目是改善民生，讓人民能過幸福的生活。今天歐美，南美各政治實體相繼出現危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與人民對經濟模式認知上出現的落差。這些經濟體票選出來的政府，通過選票信賴與委托政府去制定政策與管理國家的經濟，經過這次尚未落幕的經濟危機後，經濟體的執政黨被選民摒棄是遲早的問題。

相反的，一個相對被動與靜態的民眾對政府依賴的程度，並非完全是好事，因為這反映樣樣依賴政府的心態，政府樣樣都必定做得好。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已經變成主僕關係的倒置。在一個欠缺獨立監督，發揮制衡的體制的國家，這個問題顯得特別尖銳：問題不在人民，問題取決於政府領導層的態度。

要學會棄子

日前在馬來西亞「南洋商報」企管版閱到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的管理心得文章。他說，「變革的時代已經來到。但變革是痛苦的，因為要改變習慣，這是非常難的。東西方哲學的核心思想就是擁抱變化，創造變化。當變革來得時候，你要做的就是放棄昨天還認為是最重要的事－－就像下圍棋看清全盤後，要學會『棄子』。」

筆者是雙棲人，前30年是媒體人，從來轉至學企管，2001年考獲企管碩士，這些年來以大眾媒介兼組織行為企管的雙角度研究及探索企業個體與政治體制(政府/政權)的異同與特徵，發現兩者之間的「同」超過「異」。兩者最大的同在於為人民(股東) 某求福利 (營利) 為旨。政府是通過政策手段，資源的調配，適當貨幣與金融政策的平衡調控，吸引投資，製造市場供求，滿足人力就業，達致對外收支戶頭的平衡，穩定貨幣，推動經濟的增長；企業則通過適當資金的取得，通過產品/服務的開發與市場的掌握/控制(特別是國有公司)，進而達到利潤的取得，以回饋股東的投資。兩者最大的目標就是為民眾/投資人謀求物質上的幸福。

其中企業最大的特徵，為對市場的變動作出的調適往往較政府還快，因為企業的微觀能力往往取決企業的生存與營利，相反的，宏觀政策與調整是政府的職責與角色，以確保企業能在一定有利的環境內繼續營運。換句話說，兩者(企業與政府)在各別程度上都是民眾的代理人。沒有人民/股東，企業與政府都不存在了。

指出這一點旨在說明，企業與政府可來可去，因為它們扮演的是一個代理機構任務的時代角色。政府不可能永恆，就如百年老店要歷久彌新，也必須在組織與價值上溫故創新，與時併進，今天無論在中國以致世界，上百年的老字號在企業界屬於鳳毛鱗角，只因絕大多數的企業都經不起考驗，它們犯下的一個最大的毛病是自以為是，以老賣老，拒絕改變，最終改變不了自己，唯有接受被改變的命運(cannot change and be changed)，與歷史長眠去了。(今天的中國國民黨，轉移到台灣後，如果沒有經過蔣經國1986年的民主化變革，還政予民，不會維持到今天，百年老店的國民黨也一樣要遭受歷史的無情淘汰。這是必然的。)

近年席捲歐美國家的全球金融海嘯，歐美許多叱吒風雲的金融界的老字號大阿哥，一個個在政府的拯救配套注入下，不是宣告破產就是成為大半個國有公司，被變相國有化了。不只成了強調自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笑柄，也成了民主體系的諷刺。

或許我們可以從企業滄桑歷看出拒絕改變的人性：只因前路滿佈未知，所以膽怯？或自滿？這就是考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領導班子的勇氣，果斷與智慧。

在好景改革=高瞻遠矚

除了欣賞馬雲的「棄子」珠璣外，要加上筆者孕育自包括兩位管理大師Peter Drucker，未來學大師Alvin Toffler(被「人民日報」列為形塑現代中國的50位外國人之一)與「Managing the unknown」的作者群等企管著作的一段套在兩岸的用語：「在動蕩與前景不明年代(in the era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改變是痛苦的，不改變的代價更大；在好景時改革，好過在不景時被迫改革(政經體制)；前者是高瞻遠矚的trend setter，後者是 trailer尾隨者。」換言之，在經濟泡沫引發的下一波金融風暴來臨，或說中國崛起論大行其道，間中進行大調整之際引發的亞洲版延燒的綜合併發症，作好周全的準備總是好的，風暴後的機會是留給做好準備的人。

(Alvin Toffler其中一句至理名言是：「21世紀的文盲並非指不懂得讀與寫的人，而是那些不會學習 (learn) ，不會摒棄過時知識思維 (unlearn) ，進而重新學習 (relearn) 的人。或許，這對掌握一個國家命運的政治領導人，就是居安思危的註解。)

小結：對於中國這樣特殊的「政府為人民馬首是瞻組成的強大團隊國家」，現階段決定國家命運，人民幸福的仍然圍繞在「人性」的關鍵因素－－領導人的高瞻遠矚上。領導層對擁抱變革的態度，最後取決於還政於民之道能否與之接軌：這是一個偉大時代的偉大挑戰，任誰也逃不過歷史的裁決！也是全球寄望中國如何在變革中持續發揮創新領導魅力，開拓世界未來經濟政治秩序的願景所在。

兩岸用語新解：居安思危：「在動蕩與前景不明年代(in the era of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改變是痛苦的，不改變的代價更大，在好景時改革，好過在不景時被迫改革(政經體制)；前者是高瞻遠矚的trend setter，後者是 trailer尾隨者。」

馬英九：皆不提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行嗎？

馬英九在新春前夕表示，ACFA不會列入九二共識及一中各表政治用語。這顯示，馬英九政府準備對北京智囊黃範章提出的「靈活變通」－－正視台灣政治實體地位的看法---做出相應的「變通」，以投桃報李。馬英九如此積極的回應，讓人窺見兩岸建立實質的政治關係已趨近和解，突圍的關節。

馬英九皆不把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納入ECFA的主張，其實本身就是一項「靈活變通」的舉措。

此話怎說？馬英九向來強調，ECFA並非兩岸的政治協議，它只是兩岸締結經濟領域合作的框架協議：這是馬英九的說詞。然而，兩岸為了克服眼前的「政治未定論」，考驗的卻是ECFA「白馬非馬」的論調－－一個必須與時併進的調適空間。鑑此，問題不在「馬兒」本身，問題是維繫在相關者的思維能否一樣與時併進，否則談論這個問題已經豪無意義，一個沒有情境/框架可言的九二共識(大陸的前提)與一中各表(馬英九的前提)，實質已經淪為海市唇樓上的「兩隻天馬行空」了。

(從禪的觀點，六祖禪宗慧能的一句話或許可以派上用場：「不是風在動，也不是 旗在動；是心在動。」)

超越政治前提

仔細層層探索，對ACFA列不列入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的政治涵意的問題，實際上反映的卻不是ECFA(馬兒)的問題，是當局的心態未能與時併進；換句話說，在兩岸事務邁入內化與政治實體互不否認的框架下，兩岸簽署ACFA牽動的政治定位的問題不再是障礙，甚至可說已相對不存在！( Have been surpassed and comparatively irrelevance or undone with)。誠想想，世界上兩方簽署一份協議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情境框架(scenario of context)。這等於說兩岸簽署的協議，要不要把九二共識甚至一中各表（情境框架本身）列入的問題已被超越了。(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矣！)

其實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就好像兩個熱戀中的「政治個體」(情侶)到了談婚論嫁(或訂婚)，締結良緣之際，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不是愛人已經被即將舉行的婚嫁超越，如果再強調他們是情侶關係(甚至堅持要在一紙婚約上註明「情侶」)，會否多此一舉呢？畫蛇添足！答案幾乎是已經寫存白板上了！在這個關節上，最重要的反而是一紙婚約的締結時限，不再是受囿於「情侶」身份意識的攪局。

(兩岸「情定」ECFA，可被視為兩岸的初步和平協議，它只是一個正視關係的開端，經過大三通，與金融MOU等的重重考驗過關後，兩岸實質政治關係的建立眼見已呼之卻出。)

民進黨如此愚蠢？

嚴格上言，簽約的是兩岸政府，而非中共與國民黨。這關鍵的一點必須釐清界線，儘管大陸仍然是一黨專政，實質是中共與國民黨是各自政府的代表。胡錦濤不是講過一句也是高瞻遠矚的話「沒有人能確保中共永遠掌政，政黨/政權可來可去，國家民族才是永恆的。」換言之，大陸政府與台灣政府的協議是超越政黨的，即使有一天民進黨重新掌政，也不會改變兩岸的和平格局，因為在自由民主的政體裡，尊重前朝政府的所簽定的契約是戲游規則的底線。不然推翻前朝政府對外契約的有效性會沒完沒了。除非民進黨愚蠢到無可救藥單方宣佈撤消兩岸協議及台獨，惹怒大陸武統，那麼台灣2千3百萬島民只有長嘆一聲「天亡我也」。(因為民進黨的議員與立委是台灣人民自己票選出來的，夫復何言！)

另一方面，這也可能反映兩岸通過「兩會」白手套這個「代辦」組織溝通不足的問題(不能怪白手套因為它們沒有決策權只有行政任務)，也同時反映兩岸進入政治性質的議題展現的過度謹慎的心態。

從一個另類的角度探索，北京智囊提出的「台獨」交換武統，令人想到的會不會是馬英九「三不」模式的積極延伸？這是兩岸的協議，馬英九堅持的三不並沒有白費，可能這就兩年來馬英九「忍辱負重」必須付出的代價吧！這也讓人連想到胡錦濤的「高瞻遠矚」VS 「馬英三不」的階段性立場，互放的光芒。

馬英九終解懷

緊隨著馬英九的「解懷」，大陸的「釋懷」(見筆者特區的前文：「京智囊露先機：大陸終釋懷正視台灣政治地位」)，兩岸的政治共識與的歧見已在縮小中，一個增強政治互信的兩岸已在望。

小結：馬英九的回應(不提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醞釀成形的卻是一個雙贏的模式。ACFA 為兩岸和平相處到互認政治實體的起點，一個邁向和平協議的地標。眼見一個平等(對等)，尊嚴，和平共處的兩岸政治關係已亮出，「兩岸經濟合作協議也須一定政治前提」的問題已經被超越了！如果它是問題，它是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