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rch 31, 2010

胡錦濤引領兩岸攜手復興民族(下)

2006年7月 1日,「亞洲時報」在一篇有關胡錦濤的分析文章中,非常前瞻地以發掘一顆異常耀眼的星星般突出了胡錦濤的部署政體改革的實際工作,對這個既古老又先進的文明大國的帶來的巨大影響只能以「推波助瀾」四個字形容。

約4年後的今天,翻開紀錄,作者的高瞻遠矚的分析報導,呼應了胡錦濤本人的同樣素質。可見英雄所見略同,有遠見的人,與有真知灼見的媒體工作者,找到了一個共同點:「先見之明」。

中國人對財產的擁有權問題持續處於爭論不休的階段長達千年,封建制度時代,民國以前的大地主剝削農民的現象,辛亥革命前後大軍閥割據地方稱王,都源自中國的財產權的概念無法建立一個法治的系統與制度,既使今天的新中國成立了60年,家族的大地主制已不復存在,戰亂的軍閥也在民國與新中國的建立離我們遠去,進入歷史的記憶;財產權的問題仍然困擾著數以億計的「農民階級」。

或許,這是農民人均收入遠遠低於較城民收入的結構性問題。

胡錦濤深諳民意民困帶來的改革切入點,選擇從財產權著手,讓人深深體會到高達7億的農民階層的基本利益必須正本清源,撥亂返正,必須從法律的改革做起。因為他深知,農民的基本權益無法獲得法律的保障,民生的根本問題將如夢魘般陰魂不散 ,糾纏不清,這個起點具有廣泛的的政治含義,也反射「社會主義」的角度,可謂改革涉及的民生權益的基石。

以下為能協助讀者透視胡錦濤內心世界點滴,真知灼見文章的內容,特別給予轉載,以饗心懷中華民族與自由民主的讀者:

亞洲時報郗士撰文/中國似乎正朝制訂新財產法的方向邁進。在之前「胡錦濤宏觀發展策略見小成」一文中,我們已指出了有此需要。

由於反對者眾,且目前對「財產」的定義可謂五花八門,一時還難以統一,《物產法》草案也被推遲近兩年。

如何定義「集體財產」,便是各方爭執的焦點之一。比如,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是應該屬於農民呢,還是該由村長來掌握?一旦所有權下放給農民們瓜分,土 地可望獲得更好的管理運用,但村長的權力卻可能面臨一場「政治」挑戰了。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村民們要按什麼準則,去聲稱擁有某一土地財產。目前,如果搬出村子,村民就會喪失之前的土地,也不會獲得任何補償;而搬進村裏的人則自動獲得一份屬於自己的土地。於是,一些村官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將親戚和朋友們都搬進村來,而把不順眼的人趕出村子。這種情況必須糾正,但具體應如何操作,才不會引發村民與村官之間的利益爭鬥呢?

為「私有財產」下定義,引出了更大爭議。儘管困難重重,但《物產法》必須出臺。6月5日,官方《人民日報》發表了《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的文章,建議中央政府在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要加快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體制改革,因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經濟基礎又包括上層建築」。在強調「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同時,文章同時主張「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過它並未明確指出由中央或省掌握的國有財產,同農村的集體財產是否存在區別。

中央希望通過有關私有財產的法律,但遭到了兩批人的強烈反對。反對理由既有原則上的,又有出於實際利益的;兩者互為補充,卻 不一致。

第一類反對者的理由比較開門見山,也比較正當。他們認為,若《物產法》獲得通過,一些不法獲得的財產將因此披上合法的外衣。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不少人利用手中權力或家庭關係而獲得土地等大量物產;而《物產法》將為這些巧取豪奪行為合法化。在體制改革期間,沒有沾任何便宜或沒無機會沾便宜的老實人,反倒成為窮人,並不因其老實而獲得任何補償。反對者因此批評,政府不但不糾正昔日的不公,反而立法予以合法化。

第二類則完全是出於一己私利而反對的。他們擔心,《物產法》將剝奪他們目前享受的特權。如果土地歸農民所有,村長將很難再從地產發展商付給農民的徵地賠償金中撈取油水。此外,腐敗巨賈也不會因《物產法》出臺而得益──他們將資金轉移至國外,再以外來投資的方式「回流」,實際上早已「獲足保障」;目前的財產權混淆不清情況延續下去,反而令他們有更多時間 和機會去耍手段斂財。

的確,《物產法》將對這些「強盜大亨」(robber barons)而不是窮人,構成威脅。若目前的爭議遲遲難以解決,窮人將會繼續受苦,而「強盜大亨」將繼續受惠。除非我們還相信共產主義烏托邦能在世上出現,否 則擺在眼前的選擇,就不是要麼搞「平等主義」、要麼完全將錯就錯下去,而是在錯多些還是錯少些之間。現在,中國還有多少人願意再去經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蘇聯式計劃經濟,讓人人都要當窮人呢?

實施《物產法》,還會涉及到一個政治問題。對長期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中國官員來講,物產權合法化意味著民眾向爭取政治權利 邁出了第一步。有了合法財產,人們當然會想盡辦法來維護它;當產權有了法律保障後,他們的維護也就合法了,變成了一種政治權利。

不難想像,這將引發一場大範圍的政治變革;4月22日在耶魯大學的演講中,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提到了這一點。他說,「中國將在未來15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他指出,到了2020年,中國的政治生態將得到大大「改善」,這意味1)目前的政治制度並不太好:2)屆時我們可望有更大民主。

在本月舉行的比爾德堡會議(Bilderberg Conference,比爾德堡組織召開的年會。有關比爾德堡組織的介紹見文末),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CSSM)副秘書長張毅,進一步演繹和發揮了胡錦濤耶魯演說中所流露的觀點,大談未來深化民主和政治改革。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曾出版過《戰略與管理》期刊,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它既與政府關係密切,又保持高度的獨立性。

若能保持目前的發展速度(暫且不考慮人民幣升值的因素),中國在2020年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國GDP達8萬億美元),人均GDP有望達到3,000美元。這在中國被一些人認為是走向民主的必要條件:當收入達到如此水準,人們自會希望爭取權利去維護個人財產。(筆者備註:中國的人均GDP2009年已達到4000美元,較原定的2020年提前11年實現目標,請參閱筆者的另一篇相關評論:解讀溫家寶的心語--「尊嚴」)

因此, 理想的發展方向是:到2020年左右,焦點將漸漸從維護財產權益,轉移到更加民主的制度建設上。

6月14日,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登了胡錦濤的顧問、前副校長鄭必堅的文章《實現文明復興和強國夢》。他在文章中寫到,當代中國的崛起必須是和平的崛起,才能消除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同時,他強調有必要深化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高生活水準,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文章並未給出明確的時間表,因為要取得上述成果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漫長的過程。

然而,現存的兩股力量,卻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有截然不同的時間表:一個希望改革步伐慢些,一個則渴望快些。

中國官僚似 乎希望改革步伐慢些。這是一個相對近期所出現的現象,其原因「既簡單又複雜」。

當鄧小平70年代末宣佈改革開放時,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黨政官員剛剛恢復原職,而一些在那場浩劫中爬上來的官員被迫讓位。這兩 部分人都認為自己蒙了冤,都不滿之前的意識形態。

因此,改革未受到來自任何官員的阻力。相反,改革變成了發財的好機會。由於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市場經濟建立初期,一切的是非、對錯標準都是模糊的,官員經商並未被禁止。鄧小平只說「致富光榮」,沒說「依法致富光榮」。另外,在經歷了長達30年、一切私人經濟活動都遭到禁止的年代後,大家對什麼是誠實,什麼是弄虛作假,似乎都有點模糊了。

而且,就連鄧小平似乎也鼓勵官員們經商,認為這樣可令國家更富強,並為改革獲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既然改革能讓個人腰包鼓起 來,官員們自然支持深入改革。當時,腐敗非常嚴重,充斥整個官場,無論官大官小都撈一把。在當時,腐敗成了直接啟動和推進改革引擎的「燃料」。

腐敗總是在法律法規不健全的混沌情況下產生的。哪里有可資買賣的特權,哪里就有腐敗。但隨著混沌逐漸消失,經濟不斷向前發展,產權得以鞏固,腐敗逐漸變為必須清除的障礙物。但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後,有著特權的官員們一步步鞏固了手中的權力。如果改革快速推展、如果財產權變得較為清晰,這些官員勢將失去這些權力和特權。

如果土地的所有權歸給農民,農民就可以直接與地產開發商進行徵地賠償金的談判;這樣,地方官員將很難再獲得「低價收回-高價轉賣」的充當仲介人機會。屆時,地方官員的職責就是,確保地產商和農民雙方按規矩辦事,最好就不需要自己介入。

這跟目前的情況很不一樣。現時地方官員把什麼都抓在手中,在自己轄區內像公司行政總裁般,大事小事都管(包括土地交易)。肯落實財產權原則的官員似乎還不存在;不難想像,單靠中共中央黨校和哈佛大學甘乃迪政治學院(Harvard University'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等院校的合作,似乎很難提供這方面的人才,填補這一不足。

簡言之,這裏有大群手握特權的官僚,他們都得到了不少好處,不願改變現狀。

然而,沒有了官僚機制,一個國家也難以運作。即使中國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30多年來的積習也很難清除乾淨,因為官員們已當慣了百姓不得不討好的土皇帝。對於管理國家這麼久的官員,中央政府也無法狠下心來,而且國家也不能沒有他們。在任何國家,官員們都構成了一個最強大的利益群體;在官僚制度發祥地的中國,情況更是如此。

但另一股力量正推動變革。

因為臺灣問題、因為馬英九,中國必須變革。備 受醜聞困擾的「台獨總統」陳水扁實際已完蛋,即使他毋須下臺,也將成為 跛腳鴨。與此同時,被視為「親統一」的馬英九,行情大致仍然看好。

然而,對北京來講,馬英九帶來的考驗挑戰,尤甚于陳水扁。臺北當局宣佈獨立,雖然極之危險(因必將引發戰爭),但機會也極微。

談到兩岸統一問題,一大問題就是兩地奉行截然不同的制度。如果統一整合理所當然地是選擇較現代化的制度,那麼臺北絕對可強調其制度比現時大陸的優勝。此外,若真的實現統一,國民黨也會嘗試在大陸建立分部,招募黨員。它會要求北京設立民主選舉時間表,以便能同中共同台競爭。

當然,現時這些還僅停留在理論構思的層面。但當馬英九2008年當選為臺灣最高領導人後,兩岸確有可能就統一問題展開對話。如果對話取得成功,胡錦濤將因解決前幾任領導人無法解決的歷史難題而名垂青史,但同時,他也要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著手進行政治改革,滿足國民黨提出的政治要求。

很顯然,國民黨所開列的政治制度要求,正是大 陸官員最不希望的。這兩股力量難免將發生衝突。假設馬英九能執掌臺灣8年(2008-2016),這將是北京難熬的8年;隨後,很快就到了胡錦濤在演講中所說的2020年。

在中國,人們幾乎把兩岸統一奉為某種宗教信仰,但實現統一的具體條件卻異常的模糊。兩岸要實現統一,大陸就不得不做出讓步。中共元老緊盯著今天的新生代領導人,生怕他們做出過多妥協。他們認為,臺北所得越多,他們的影響力就會越小;所以,他們常責駡那些負責對台事務的官員「背叛」、「出賣大陸利益」等。但統一是要付出代價的

就像走高空鋼索一樣,胡錦濤正率領著中國摸索著、蹣跚著走向未來。在這一歷史關頭,他極有可能成為中國最偉大的領導人。事 實上,就是邁出「財產法」這相較下已算「不太重要」的這一步,他也需要鼓足勇氣踏出去。

編注:比爾德堡組織(Bilderberg Group)是一個國際政治金融組織,目的是促進各國政治和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其成員為世界上權力最大的100多名政要、企業巨頭和銀行家族成員。該組織在1954年由荷蘭女王朱麗安娜的丈夫伯恩哈德親王創 立。艾倫•杜勒斯的哥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是參加創建該組織的美國人之一。比爾德堡集團還與許多國家的軍隊和情報部門負責人有聯繫。(原文完)

筆者的小結:時代在變,民心在變,就如氣候一樣,也在變,中國式的「變」較外國的變更是令人口張目呆,過去30年的經濟改革,只能以目個字形容:「翻天覆地」。如果說,中國人是「善變」的民族也不為過(問題只是他們優先要的是什麼)。中國人知道他們要什麼,所以,他們把政治改革延後 30年,讓民生擺在第一位,經過那麼多年的混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一黨專政的特殊產物的實務結合經歷(也是先試先行),中國的領導人已掌握中國的民情與天性,善於駕馭中國的人性,知道契機不可失。

從這個角度探索,胡錦濤所做的一切旨在順應天命,高瞻遠矚的領袖是在適當的時候,對適當的人,做適當的事。1978年鄧小平做了一件對中國人恰當不過的事。民以食為天,中國人不能餓著肚皮追求自由民主。凡事都有代價,天下間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樣的,民主自由也有代價,這也是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印度的民生硬體發展遠遠被中國拋在後頭的現象所說明的硬道理(當然印度的民族特性不能與中國相提並論),事實勝於雄辯。

既然選擇了先經濟後政治的改革之路,就要義無反顧,勇往直前。胡錦濤深深體驗了這個發展的硬道理,也深知中國民主的特色在那裡,所以才會有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如果有人提問:河過完了沒有?中國人心中自有一個清晰的答案:改革之河尚有一半的路途有待征伐。

今天中國人走到水中央的分水嶺,眼見就要跨步越過水雲間的天空界線,流水依然潺潺,暗流如何,就好像變幻莫測氣候,沒有人知道,這樣的情境,需要堅定不渝的金剛鑽,方向清晰的超高素質的領導(trait of extraordinary leadership)。

繼續揮灑高瞻遠矚的金剛意志,擺脫教條主義的牢籠,恢復人性的光輝,一個再造的中華文明期待著這中生代與接棒的領導人,眾志成城去完成中華民族的普世價值鏈,一個造福全球華人的民主中國。2038在恭侯著執行民主( democracy in execution)的上路…。

一點感想:胡錦濤會否成為中國最偉大的領導人,往後3年裡是關鍵。他與溫家寶的無縫合作,揮灑復興中華民族的領導素質,放在歷史的制高點,考驗的不只是胡溫團隊的精神與毅力,至關重要的考驗更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與普世價值融合與接軌,一個文明的再造也!!由此昭示,一個成形中的「民主之父」的尊號,似乎從不遠處呼喚著既古老亦善變的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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