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在紀念林肯200歲誕辰的晚宴上講的一番話，針對性強，在馬英九回應「胡六點「之前具有引導性的味道。
把話說在前頭，其實馬英九整篇演說只有18個字，「兩岸的和解出自跨越兩岸民主價值的績效」。(以筆者本身的詮釋，即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of cross Straits is based on merit of democracy)。這裡的民主績效顯然是指，大陸與台灣關係的互動往來是建立在行使與彰顯民主價值的評估上，而現階段民主的指導核心價值維繫於容忍與和解的共識上。如此解讀馬英九的兩岸關係的話語，馬英九立意把兩岸關係的共同價值放在一個兩岸試驗性框架內給予檢驗，並評估其效益。
其實，馬英九強調民主為兩岸的共同語言，已不是第一遭，去年紀念六四時，他向來者都彰顯民主的守則，也重申民主自由是兩岸的共同價值；這與中國總理溫家寶不久前表明，民主自由並非西方國家專有的價值，它是屬於全球的共同價值(普世價值)。兩位領導人「共同價值「的談話，有異曲同工之妙(鑑此，強調兩岸關係民主的共同遵守的價值並未乖離兩岸關係進程的正軌)。
※ 馬英九洩底牌
馬英九選擇在解放黑奴，塑造民主，自由，平等的美國總統的紀念日放話，根本是擺明陣勢，提出民主的「核心價值「有曉以大義提醒的姿態。這是馬英九回應「胡六點「之前的重要隱喻演說。他講得非常清晰，尤其直指兩岸達致認同「建立一個國家主體性」的核心價值在於「容忍」與「和解」。明眼人一看，馬英九是要兩岸先認同「和解「的程序與價值(如筆者前文所言)，並暗喻且是經歷一個較長時間的持續努力建立的和解進程；認同和解方面，相信兩岸沒問題，他提出「容忍」令人有些意外，他似乎對兩岸關係的進展的步伐讓他承受了一些壓力，言下之意，對兩岸關係的進展的步伐態度保留。
為何在此階段，馬英九那麼強調「容忍」與「和解」為達致共識的基礎，同時把兩者列為跨越兩岸民主的核心價值。如此針對性與無可迴避的作風，與馬英九予人優柔(不再寡斷?)個性印象形成強烈的對比。
根據筆者的分析，明顯的，胡錦濤在胡六點中釋放的「善意」仍然不足於感動馬英九政府，反而「胡六點」拋出後引發的兩岸及全球華社輿論評論的幾乎一面倒的佳評如潮， 讓他承受如排山倒般的壓力，那倒是事實。
現在的問題是，馬英九提出「民主核心價值」的說詞，是緩兵之計，爭取時間；還是隱喻兩岸和平談判重新洗牌，或許，這是回應大陸「捨棄」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詳情參閱筆者相關前文) ；自從馬英九去年下半年以來採取主動詮釋一中各表在後，及之前3月胡錦濤與美國布什總統通過電話提及一中各表後就隻字不提一中各表，由此可被解讀為，馬英九蓄意要取得一個平衡點－－即使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被大陸擱置，馬英九的手還握一張民主價值的底牌。
筆者所見，上述兩個可能性都存在。可以肯定一點，馬英九的個性與處理問題的方式與他承受壓力的能耐，不無關連。簡單的說，他不喜歡壓力，他引述國民黨珍惜台灣民主自由制度，既使面對民進黨與陳水扁「胡作非為「的壓力來說明，「這畢竟是民主制度運作下的壓力」；換言之，馬英九政府非常珍惜台灣的民主體制。進一步詮釋之，馬英九對兩岸互動往來有否有行使實踐民主價值抱著保留的態度。否則他不會冒然提及「台灣(中華民國) 是個年輕的民主國家，它的民主經驗卻非常珍貴」。
在演說中，馬英九提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承載和解與和平的兩岸制度，解讀這一點，應返回他所謂的「民主價值的績效」有著密切的關連，反映馬英九心中已有和解與和平的「譜」。
※ 互動隱性趨顯性
從「胡六點」到「馬民主核心論」的交集，兩岸領導人詮釋兩岸政治前瞻關係的互動，可以窺見兩岸關係的「互動「逐漸已從隱性發展到顯性，這是好事，可能標誌著兩岸糢糊空間的釋放創意的作業已到達一個相當時限，更替階段即將來臨?
在胡錦濤主席的「君臨天下」的壓陣下，馬英九的確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凌厲攻勢，他確實需要更多的時間與空間，釋放，讓他釋懷，以解懷；輿論界，專家學者及各方評論暫且休兵，讓馬英九喘喘氣，透透風，與幕僚智庫再斟酌，斟酌，再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看他如何回應胡錦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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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两岸执政当局应放弃一党一团体一主义之私，全民公投，民主统一中国，因为民主制度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我们不能舍新取旧走回头路。其理由如下：
ReplyDelete制度优劣之辩析
近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落后，不仅体现在科技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社会制度上，在我们感叹当今世界许多科技原创来源于西方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一个现实，比科技影响更大更深远的今日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其核心原创也都来自西方，有的连西方都不看好的我们却奉若神明，由于背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准则，确定为治国主导学说，在嫁接到东方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现象，甚至导致一些国家和民族的长期混乱和衰落。在过去舆论媒体同声谩骂声讨“全盘西化”的时候，谁曾意识到坚持用一种西方学说主导国是更是“极端西化”的表现，岂不是百步笑五十步？难道真的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东方人真的就不能靠自己原有的政治历史积淀找到社会发展规律，选择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制度吗？
统治者们都是一流的广告策划，他们总是有办法调动御用文人和学者将自己的意志标榜为最好的，把自己的想法描绘成是人类最美好的蓝图，以吸引和捆绑公众受其统治。直到其政治生命结束，公众才发现其蓝图的好坏，结果可能是看了一部恶作剧，短剧还好，有的恶炒到观众不起哄不收场或者有恶棍打手看场不许公众议论和离场，永远支撑他演下去。其实世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就政治方略和制度而言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谁说某某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永远坚持什么,都是不符合辩证法的。那么，如何辨别制度好坏呢？
纵观古今中外，政治体制，治国之术，依据人类政治认知和实践的层次大体可概括为感性治国阶段和理性治国阶段。所谓感性治国就是统治阶级一般都是以特殊的身份（如开国首领及其子孙）凌驾于众人之上，国家的大政方针全凭君主或少数人的经验感觉来决定。基本不作或很少进行学术民意论证。民众主导及共和的含量很低，这种形式主要存在于人类早期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其标志是胜王败寇，武力得天下，家族坐江山，子承父业，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国家元首世袭君主。官员由君主或上级批复封赠，既上级决定下级。治国的目的是维护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理性治国是指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决策的形成是以共和的方式进行论证酝酿，优胜劣汰，最后确定治国方略。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统治阶级，由于历史的局限，除少数明君贤相外，大多数情况属感性治国之列。而现代共和制国家，属于理性治国的范畴。特别是民众主导程度比较高的共和制国家，其决策过程和领导人产生都经过了广大民众和学者的论证和筛选，其优胜劣汰和纠错的机制比较完善，属于比较规范的理性治国。
从学术参与政治的形式去研究，考察学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看是一种学术思想主导政治还是百家争鸣优胜劣汰竞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前者我们把他叫着学说治国，后者则叫着学术治国。结合它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可大致将从古到今的社会制度形态分为感性型、感性学说型、理性学说型、感性学术型、理性学术型。由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国社会发展的状况亦有差异。在我国，春秋之前为感性型，战国时的多数诸侯国为感性学术型，秦汉至清朝为感性学说型，民国以后为理性学说型（台湾自蒋经国开放党禁为理性学术型）、今日之欧美发达国家多属理性学术型。
感性学术治国的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治国理念其主政学说是由君主根据统治需要随意确定的。诸子百家一般通过向统治者而不是民众游说来争取自己及其理念被起用，各种学说在政治中的更替及能否参与政治均由君主决定。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激烈，君主们的危机意识和励精图治的意识浓厚，不少思贤若渴的明君贤相，为诸子百家提供了较好的优胜劣汰的竞争舞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留下了百家学说和先秦文学等文化遗产，是比较典型的感性学术治国时代。
理性学术治国的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指导思想，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战略思想。大家都是治国方略的学术思想者、主张者和参与者，而在一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治国方略的产生有公众确定并有规范的优胜劣汰层层筛选的法定程序。如某主张的代表人物的自我演说宣传和公关，专家的论证、和公众选举表决等，其最主要的标志是公众选举领导人，基层决定上层。先进的学术代表人物最终通过民选走向权力顶峰。任何政治主张及其代表人物的执政和下野，都要通过类似的程序，加之适度时段的届次制约，使政治人物能上能下，不同政治理念能主能从，政治理念和代表人物政治生命的阶段性是理性学术治国的集中体现。人类社会从初期的感性治国发展到理性治国，从学说治国上升到学术治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里程碑，它使人类社会实现了从随意到理智，从等级深严的以维护少数人的地位和利益到以建立公众互利平等的和谐社会为目的的转变，是社会政治制度由自然向自觉的飞跃。在理性学术治国的体制下，各种政治思想在言论自由公平竞争的公众环境里进行自由争鸣，百花齐放，只要不是非法的恶意攻击，没有禁忌的词汇和言论。人民群众和专家名流通过自己的选票对各类主张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优胜劣汰，通过听其言观其行议其说（主张）来品优劣定去留。而各种政治学术的代表人物能通过相对文明的争鸣和竞选达到实现其政治抱负和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完善的目的，以期在未来的政治较量中击败对方而取得主政治国的地位。从理论上讲，由于政治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想都是通过公众层层筛选、优胜劣汰产生的，达到了政治理念和执政者人品双优的高度统一。而且，由于任何主张都不是法定不变的，其主政的阶段性鲜明，时代针对性更强，更适应时代国情。由于有法定届次，一种主张一但不合时宜，就将在法定届次和公众选举的更迭中被更具时代性和针对性更适应国情的新的政治主张所取代。因此，学术治国只需换代而无需改朝，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纠错功能，使国家保持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势头，内部矛盾皆可通过民主法制程序化解和释放，除了强敌入侵，一般不会有亡国政息的危险，最大限度的避免了某种理念因长期主政而过时误国的现象。
学说治国的国家往往以法律和法令的形式将众多学说中的一种确定为长期坚持的基本治国方略，其余学术思想及派别仅作为从附和参照，基本没有主导政治的机会。其决策层基本是主政学说的代表人物和“信徒”。在我国古代汉武帝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和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比较典型的代表，分别属于感性学说型和理性学说型。这种体制的好处是，一旦所选择的治国理念是适国情合时代的，能迅速使全社会没有杂音形成合力，使经济社会出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在信息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社会变化节奏缓慢的封建时代尤其如此。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领先世界保持先进格局就是这种优势的体现。二战后初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短期发展亦是异曲同工。但是，任何一种学说都是一定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其学说创始人没有洞穿时空窥视未来细微的本领，必然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是放之四海传至万代的真理。更何况用100多年前产生的学说体系来主导今日飞速变化的社会！尽管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角度出发，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补和完善，但镢锨再渗火加钢也升级不成先进的机械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社会节奏的加快、推陈出新的周期不断缩短，其进步积极的一面必将逐步褪色和减少，不合时宜和消极的一面不断增加，必然需要有新的学说和思想来取而代之。但是，如果接受其他学说取代原主导学说，就要面临统治者与其他群体换位洗牌的问题，由于原主流学说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其长期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以种种借口和方式挤压其他政治学说的孕育传播和发展，以防止对其统治地位构成挑战，使新思想新方略新学术失去产生进化的基础，从而使正常的社会政治纠错和优胜劣汰机制逐步失去效能，治国方略不能正常新陈代谢，使社会认知和社会制度出现僵化。象原始资本主义经过恶性竞争畸形发展后必然导致周期性危机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不断改朝换代却长期跳不出“周期律”怪圈，没有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应该说就与“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长期主导中国政治不无关系。可谓强之于儒败之于儒也。由于古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都属于感性学说治国，阻断了多元思想的产生途径，加之重农轻商，阻碍了社会产业的细化分工，农业人口2000多年不减反增，长期徘徊于农耕社会不能自拔，使中国失去了自发进化到资本主义的可能。这就是中国古代长期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20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在感性治国前提下，能够实现学说治国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在交通信息不发达社会节奏变化缓慢的古代，对于提高社会效率、整合社会力量、加快社会发展、融合人民，统一疆土，巩固中华共同体，是十分有益的。但作为一项学术思想体系一下子统治中国几千年使社会制度僵化、学术研究日趋消沉，甚至制约了社会分工使国人沉迷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不能自拔，确是极其有害的。
在国外，类似的情况也不少。15世纪末，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天主教国王”治下的西班牙，从专治和教会的双重利益出发强化对“异端”的镇压和破坏，从1483年起的15年间有8000多异教徒和异端分子被处刑，结果在1492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西欧思想文化群星灿烂，而西班牙一片死寂。因为与官方不一致的学说都会被视为异端，甚至会有杀身之祸。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很难有真正的思想家出现。
理性学说型尽管在形式上已实现了共和体制，但因为人为的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某种学说思想的主导地位，即罢黩百家独尊此说，作为该学说体系的代表人物或信徒的统治者群体，不断剥夺公众的权利和利益扩大自己的特权，使公众主导社会有名无实，基本不允许其他学说代表人物主政决策，以保持一家独大。使不同政治主张失去与之竞争的可能，最终导致思想和体制的僵化，形成了以学术信仰构建起的“家天下”代替以血缘构筑的古代家天下，以学说封建代替血缘封建，仍属封建专制类型，这就必然导致公众的权利被削弱，大众与执政团体利益关系分离，导致社会金字塔结构，出现阶级对立，使社会难以和谐。与帝王专制不同的是，由于统治者没有了血缘上的传承，导致责任虚无化，纠错被动化。打个比方说，封建帝王只要不太昏庸，就会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和子孙后代比较主动地清理贪官污吏革除弊政，而在理性学说型的国度里，执政者的地位是不能自然传承给子孙的，他们除了谋取在位时利益的最大化以外，很少考虑离职后国家的安危和延续，加上没有强有力的公众监督促进，一个“聪明”的政客是不会为了未来国家的利益冒政治风险革除弊政与贪官污吏较劲的。所以，只要在位时过得去，以后的事就没必要多管了。
这样一来必将导致贪官横行，腐败蔓延，差距拉大，社会失衡，矛盾激化，只能通过改朝换代才能解决其积弊，最终积重难返步封建周期律后尘。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形态既无封建君主视江山为己有的主观治国动力，又无学术型社会通过竞争促使纠错和勤政的客观动力。感性和学术型社会的优点它都没有，是亟待完善的过渡型社会，长期持续下去将趋于落后甚至瓦解。不少人把建国后中国的落后归结于文革，其实二战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少，他们没有经历文革不也无一例外地从短暂的经济发展走向了僵化和衰落吗？原因就在于和学说治国缺乏民主纠错机制，而社会僵化包括文革现象的出现都是学说治国所导致的结果。改革开放仅仅是对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良，学说治国的顽疾并未根除。但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信息比较落后的国家短时间实行学说治国，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这便于集中有限财力办大事，迅速形成对抗外来威胁的力量。当具备了一定实力足以自立时，如不及时转向学术治国，就将逐步转向僵化和落后并步封建周期律后尘。大家可结合现实情况看看是否是这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白了怎样甄别社会形态所处的阶段和发展状况，有了辨别社会制度优劣的本领，不妨对现实中的中外社会制度加以判断，区分一下孰优孰劣，在世界政治进程中是先进是落后还是中游？参照标准为：从前往后社会先进程度逐步提高，依次为：感性型——感性学说型——理性学说型——感性学术型——理性学术型。》
《作者:大陆 山东省邹城市文化局 刘召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