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5日】
中國人有句老話，船到橋頭自然直(只要目標清晰，方向正確)；去年來，兩岸領導人策略交鋒擦出的火花不斷，這是好事。大家目標開始清晰，方向在調準中，留 待撤除的絆腳石不只是瞄準台灣的導彈，更是妨礙兩岸萬眾一心，協力併進的「剩餘意識形態」；兩岸政治議程被擺上台，有如一場跨欄賽，沿途障礙必須一一清除 或跨越。
鑑此，台灣民眾的潛意識中最敏感的字眼莫過於「統戰」，尤其是「被統戰」的一方。一些台灣民眾仍然堅持被統戰是政治上的「俘虜」，有被收復的砭 意，處於下風(尤其對綠營)；不反對與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的台灣民眾有何選擇，才能化解「統戰」帶來的陰影？筆者堅認，就是把台灣的政治地位「提升」至政治 實體，與大陸「齊頭併進」(引述馬英九的用詞，符合筆者前文之一的「主權意識擺兩旁，民族大愛走中間」)，如此，「統戰」併發的負面情緒自然會解毒。(同 出一轍的道理，兩岸政治實體對等關係的出爐，意味兩岸政治關係和平的定調塵埃落定，這麼一來，前路茫茫的「台獨」勢力，前相對越走越窄，最後落入死胡同， 宣告自然死亡。
嚴格而言，「統戰」也應置於兩岸關係「內化」的框架(一國或一中論)被探討，儘管它(「統戰」)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中共內務，以達致內外統合戰略目 標的議題，所以筆者要慎重聲明，只有在評論兩岸統一與「統戰」相關課題上，才會觸及「統戰」一詞，皆因「統戰」多年來散發的「潛」意識形態，對於台灣構成 負面情緒的累積，遲早都必須被面對與梳理；鑑此，筆者並非冒然提出「統戰」，事出有因，無意干預中共內務，特此聲明。)。換句話說，「統戰」有無牽涉兩岸 和平政治議程的問題值得大陸深入探討。
筆者所見，在「一國(中)論」的前提下，兩岸關係對台灣利益形成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讓」台灣取得「對等與尊嚴」(馬英九的訴求用詞)，這也是台灣 進入一中或一國框架的台灣「軟」前提。在此情況下，除非兩岸進入兩個政治實體，同一民族的「內化」框架，「對等與尊嚴」仍然是一個有待兌現的訴求；無他， 對於兩岸關係的對等論，任何一個主張，包括已被超越的「一國兩制」都無法圓滿賦予探討對等的地位，因為只有「重返現實」對具有對等地位的政治實體的互相承 認，才能達到「平起平坐」的對等資格。
「胡六點」已發出一個非常重要且積極的訊號(請參考筆者上文)，如何落實則依靠兩岸領導人的智慧與大無畏的精神，順應大時代賦予領導的使命感。這是大時代領導群倫所須背負的神聖任務 (天降大任於斯人嗎？)
為何互認政治實體會消毒「統戰」的疑雲？ 一旦兩個政治實體都互相承認，及互相認同對等地位(有如對等的企業伙伴關係一樣)，試問，誰被統戰的問題還存在嗎？這不正是「胡六點」立意回復兩岸政治關 係至1949年時代的前提嗎？如此，相信連綠營的「台灣之父」李登輝也不會反對當年由他首創提出的兩個政治實體論(儘管是由中途晚節的老李提出，卻應驗了 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
本小組倡議由兩個政治實體論伸延而出的「兩體一國」主張，可謂兩岸關係「重返現實，出發現實」的貼切寫照與兩岸政治關係協議起點的示意圖；除此， 至今兩岸仍然無法找到一個兩全其美，互補長短，雙贏互惠，最可行政治方案的出發點(請注意，「兩體一國」是出發點不是終點；找不到出發點，何來終點？)。
一來，兩個政治實體伸延而出的「兩體一國」可繞過目前階段發展兩岸政治關係出現的各個盲點，即「一中過敏症」，「統戰疑團」；二來，避開一中各表 帶出的「可能併發症：」牽動「兩國論」的神經(大陸的憂慮)。事因在此層面，大陸的顧慮正是台灣的「優勢」所在： 大陸無法預見在大陸依序完成一中各表後的「關鍵時刻」，台灣的「能信度」到那裡。這可是魚與態掌不能兼顧的問題，也是外國人所說的雞與雞旦的問題。表還是 不表？也難怪大陸真的是難以取捨也！
鑑此，筆者試圖探索，大陸在詮釋九二共識的唯一共識──一中各表後，整整10個月大陸仍然諱莫如深，緘默如故，有所保留，甚至帶過不提胡錦濤2008年3月與即將任滿的美國布什總統的認同一中各表的權利(新華網的英文新聞稿)。
筆者所見，兩岸在進入和平協議階段之前，必須解決的問題並非賦予台灣適當的國際空間與代表權，或建立軍事互信包括撤除對準台灣飛彈的議題(這兩個 議題並不複雜，大陸可以控制及就如胡錦濤所說「大陸可以安排。」)；反而，兩岸關係的政策事宜的前路，並非大陸獨掌可鳴！鑑此，兩岸的互動務必提高至政策 層面的互動，才能釋放兩岸政策協商協議發放的正能量。這才是考驗兩岸領導人之處！所以它必須提升至政策層面的深層互動。
「兩會」宜功成身退
兩岸互動建立的互信能否提升至政策上的協商，正是兩岸立意要達成和平協議的考驗，兩岸不應及不宜繼續依靠民間式的「兩會」傳達政治訊息，「兩會」 的角色應屬過渡與暫時性，其功能應至兩岸建立政治共識為止，並恢復其非政府組織身份，繼續回饋民意與擔綱兩岸論壇。兩會穿針引線的圓滿，功成身退已是時 候，並逐步退出第一線的代言人，順應現在是提升兩岸關係至政府對政府的層次的時機。不管以什麼名譽，國台辦與陸委會分別代表兩岸政府，兩岸政府應名正言順 接替兩岸民族和平統一大業！
大陸表／不表？須抉擇
筆者認為擺在眼前的選擇：「表」還是「不表」有必要做出抉擇：
各表：大陸根據九二共識，完成一中各表：一中的內涵：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關係特殊論，非國對國，而是區對區，在內化框架，兩個獨立營運的政體 (政治實體)自然呈現。如此兩岸獨立營運的政治體實之間的關係，形成兩個政治體實構成一個國家的關係，並對內為一個共享主權，共享領土完整的共同體(請對 照馬英九去年下半年詮釋一中各表的內涵)。
不表：大陸不對一中表述：收回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收回(帶過)胡錦濤與布什一中各表的權力認同：如此，九二共識已經變成沒有共識的共識。既然一中各表一方不表，意味著一中各表面臨流產或自然死亡的嚴重後果。(兩岸回歸一國原點，重新洗牌乎？)
選擇一中不表，等於一中的內涵空洞化，變成一個沒有內涵的空殼，形同虛設；替代選擇是「一國」。一國內涵準則不必表述，放諸四海皆準，無須各表；鑑此，一國各表的問題並不存在。
鑑此，大陸不能也不應對「一中」持有模稜兩可的立場，或採取拖延的手法。如此有礙兩岸政治關係的啟動，耽誤兩岸政治談判的進展。
一個「過敏」VS一個「過慮」
前文提及，台灣對一中過敏，大陸對一中何嘗不是「過慮」(憂慮一表即淪為變相的陳水扁「一邊一國論」，是故至今未對一中表述)。兩岸的感性有相互 抵消的作用(以恢復理性)，所以一中議題被中和了；雙方都應勇於面對一國的替代帶來的改變。此一改變絲豪無礙和平議程的推進，反而有助於清除兩岸面對一中 的「敏與慮」情意結。
兩岸同屬一國提供去政治化的選擇；如何撮合促使兩岸認同同屬一國，有待兩岸領導人及政府去思考。筆者的替代方案建議為：兩岸互相承認政治實體，在 一中內涵空洞化的前提下，一中各自表已自然死亡或至少孤掌難鳴(被擱置)，一國順應替代。唯有把兩岸列為具有對等地位，相互承認的政治實體，並置於之前共 識的中華民族最大公約數下，「兩體一國」才能把兩岸一線牽，順理成章的復原至組成中國的一個國家。(一國=一中)。實際上，中華民族成為兩岸最大的公約數 後，演譯至此，一國與一中已是雙向皆可替換的同義詞。(筆者高度評價國台辦主任王毅最近所說，兩岸應該「共同努力、創造條件、擱置爭議、相互協商」，話中 有話，更是值得大家思考。)
鑑此，兩岸有必要從「外交休兵」處理兩岸事務，包括胡錦濤所說的「安排」台灣的國際空間要求，所帶出的「活切角」，順應「內化」，打破國家主權的 自我設限，超越雙方只能有些默契，但不能達成或簽署正式協議的局限。如此觀之，一個大時代，大格局，站在歷史創造未來的制高點，全方位探索「大中華思維」 的挑戰已降臨！
結語：至於兩岸是否俱備了「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思維與準備工夫？邁向和平協議，筆者大膽預測2009年春節後的數個月內即見真章！
後補：值得一提的是，愈來愈多的兩岸專家學者力主大陸承認台灣的政治實體地位，包括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中共重要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副研究員安 京最近在以「兩岸要簽署什麼樣的和平協議」為題的評論中，建議大陸承認台灣為一個高度自治的政治實體。特此摘錄安京的部份評論：「目前需先規避對」中國加 台灣「這一概念進行明晰解釋，把清楚表述放到未來，承認台灣是一個高度自治的政治實體，視台灣與大陸有共同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以此展現大陸方面和平解決 台海問題，避免戰爭的誠意，給台灣以出路，最大程度地獲取台灣人民，世界人民的支持，最大程度地獲取台灣輿論，國際輿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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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两岸执政当局应放弃一党一团体一主义之私，全民公投，民主统一中国，因为民主制度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我们不能舍新取旧走回头路。其理由如下：
ReplyDelete《制度优劣之辩析》
近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落后，不仅体现在科技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社会制度上，在我们感叹当今世界许多科技原创来源于西方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一个现实，比科技影响更大更深远的今日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其核心原创也都来自西方，有的连西方都不看好的我们却奉若神明，由于背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准则，确定为治国主导学说，在嫁接到东方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现象，甚至导致一些国家和民族的长期混乱和衰落。在过去舆论媒体同声谩骂声讨“全盘西化”的时候，谁曾意识到坚持用一种西方学说主导国是更是“极端西化”的表现，岂不是百步笑五十步？难道真的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东方人真的就不能靠自己原有的政治历史积淀找到社会发展规律，选择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制度吗？
统治者们都是一流的广告策划，他们总是有办法调动御用文人和学者将自己的意志标榜为最好的，把自己的想法描绘成是人类最美好的蓝图，以吸引和捆绑公众受其统治。直到其政治生命结束，公众才发现其蓝图的好坏，结果可能是看了一部恶作剧，短剧还好，有的恶炒到观众不起哄不收场或者有恶棍打手看场不许公众议论和离场，永远支撑他演下去。其实世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就政治方略和制度而言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谁说某某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永远坚持什么,都是不符合辩证法的。那么，如何辨别制度好坏呢？
纵观古今中外，政治体制，治国之术，依据人类政治认知和实践的层次大体可概括为感性治国阶段和理性治国阶段。所谓感性治国就是统治阶级一般都是以特殊的身份（如开国首领及其子孙）凌驾于众人之上，国家的大政方针全凭君主或少数人的经验感觉来决定。基本不作或很少进行学术民意论证。民众主导及共和的含量很低，这种形式主要存在于人类早期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其标志是胜王败寇，武力得天下，家族坐江山，子承父业，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国家元首世袭君主。官员由君主或上级批复封赠，既上级决定下级。治国的目的是维护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理性治国是指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决策的形成是以共和的方式进行论证酝酿，优胜劣汰，最后确定治国方略。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统治阶级，由于历史的局限，除少数明君贤相外，大多数情况属感性治国之列。而现代共和制国家，属于理性治国的范畴。特别是民众主导程度比较高的共和制国家，其决策过程和领导人产生都经过了广大民众和学者的论证和筛选，其优胜劣汰和纠错的机制比较完善，属于比较规范的理性治国。
从学术参与政治的形式去研究，考察学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看是一种学术思想主导政治还是百家争鸣优胜劣汰竞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前者我们把他叫着学说治国，后者则叫着学术治国。结合它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可大致将从古到今的社会制度形态分为感性型、感性学说型、理性学说型、感性学术型、理性学术型。由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国社会发展的状况亦有差异。在我国，春秋之前为感性型，战国时的多数诸侯国为感性学术型，秦汉至清朝为感性学说型，民国以后为理性学说型（台湾自蒋经国开放党禁为理性学术型）、今日之欧美发达国家多属理性学术型。
感性学术治国的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治国理念其主政学说是由君主根据统治需要随意确定的。诸子百家一般通过向统治者而不是民众游说来争取自己及其理念被起用，各种学说在政治中的更替及能否参与政治均由君主决定。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激烈，君主们的危机意识和励精图治的意识浓厚，不少思贤若渴的明君贤相，为诸子百家提供了较好的优胜劣汰的竞争舞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留下了百家学说和先秦文学等文化遗产，是比较典型的感性学术治国时代。
理性学术治国的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指导思想，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战略思想。大家都是治国方略的学术思想者、主张者和参与者，而在一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治国方略的产生有公众确定并有规范的优胜劣汰层层筛选的法定程序。如某主张的代表人物的自我演说宣传和公关，专家的论证、和公众选举表决等，其最主要的标志是公众选举领导人，基层决定上层。先进的学术代表人物最终通过民选走向权力顶峰。任何政治主张及其代表人物的执政和下野，都要通过类似的程序，加之适度时段的届次制约，使政治人物能上能下，不同政治理念能主能从，政治理念和代表人物政治生命的阶段性是理性学术治国的集中体现。人类社会从初期的感性治国发展到理性治国，从学说治国上升到学术治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里程碑，它使人类社会实现了从随意到理智，从等级深严的以维护少数人的地位和利益到以建立公众互利平等的和谐社会为目的的转变，是社会政治制度由自然向自觉的飞跃。在理性学术治国的体制下，各种政治思想在言论自由公平竞争的公众环境里进行自由争鸣，百花齐放，只要不是非法的恶意攻击，没有禁忌的词汇和言论。人民群众和专家名流通过自己的选票对各类主张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优胜劣汰，通过听其言观其行议其说（主张）来品优劣定去留。而各种政治学术的代表人物能通过相对文明的争鸣和竞选达到实现其政治抱负和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完善的目的，以期在未来的政治较量中击败对方而取得主政治国的地位。从理论上讲，由于政治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想都是通过公众层层筛选、优胜劣汰产生的，达到了政治理念和执政者人品双优的高度统一。而且，由于任何主张都不是法定不变的，其主政的阶段性鲜明，时代针对性更强，更适应时代国情。由于有法定届次，一种主张一但不合时宜，就将在法定届次和公众选举的更迭中被更具时代性和针对性更适应国情的新的政治主张所取代。因此，学术治国只需换代而无需改朝，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纠错功能，使国家保持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势头，内部矛盾皆可通过民主法制程序化解和释放，除了强敌入侵，一般不会有亡国政息的危险，最大限度的避免了某种理念因长期主政而过时误国的现象。
学说治国的国家往往以法律和法令的形式将众多学说中的一种确定为长期坚持的基本治国方略，其余学术思想及派别仅作为从附和参照，基本没有主导政治的机会。其决策层基本是主政学说的代表人物和“信徒”。在我国古代汉武帝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和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比较典型的代表，分别属于感性学说型和理性学说型。这种体制的好处是，一旦所选择的治国理念是适国情合时代的，能迅速使全社会没有杂音形成合力，使经济社会出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在信息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社会变化节奏缓慢的封建时代尤其如此。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领先世界保持先进格局就是这种优势的体现。二战后初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短期发展亦是异曲同工。但是，任何一种学说都是一定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其学说创始人没有洞穿时空窥视未来细微的本领，必然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是放之四海传至万代的真理。更何况用100多年前产生的学说体系来主导今日飞速变化的社会！尽管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角度出发，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补和完善，但镢锨再渗火加钢也升级不成先进的机械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社会节奏的加快、推陈出新的周期不断缩短，其进步积极的一面必将逐步褪色和减少，不合时宜和消极的一面不断增加，必然需要有新的学说和思想来取而代之。但是，如果接受其他学说取代原主导学说，就要面临统治者与其他群体换位洗牌的问题，由于原主流学说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其长期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以种种借口和方式挤压其他政治学说的孕育传播和发展，以防止对其统治地位构成挑战，使新思想新方略新学术失去产生进化的基础，从而使正常的社会政治纠错和优胜劣汰机制逐步失去效能，治国方略不能正常新陈代谢，使社会认知和社会制度出现僵化。象原始资本主义经过恶性竞争畸形发展后必然导致周期性危机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不断改朝换代却长期跳不出“周期律”怪圈，没有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应该说就与“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长期主导中国政治不无关系。可谓强之于儒败之于儒也。由于古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都属于感性学说治国，阻断了多元思想的产生途径，加之重农轻商，阻碍了社会产业的细化分工，农业人口2000多年不减反增，长期徘徊于农耕社会不能自拔，使中国失去了自发进化到资本主义的可能。这就是中国古代长期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20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在感性治国前提下，能够实现学说治国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在交通信息不发达社会节奏变化缓慢的古代，对于提高社会效率、整合社会力量、加快社会发展、融合人民，统一疆土，巩固中华共同体，是十分有益的。但作为一项学术思想体系一下子统治中国几千年使社会制度僵化、学术研究日趋消沉，甚至制约了社会分工使国人沉迷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不能自拔，确是极其有害的。
在国外，类似的情况也不少。15世纪末，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天主教国王”治下的西班牙，从专治和教会的双重利益出发强化对“异端”的镇压和破坏，从1483年起的15年间有8000多异教徒和异端分子被处刑，结果在1492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西欧思想文化群星灿烂，而西班牙一片死寂。因为与官方不一致的学说都会被视为异端，甚至会有杀身之祸。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很难有真正的思想家出现。
理性学说型尽管在形式上已实现了共和体制，但因为人为的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某种学说思想的主导地位，即罢黩百家独尊此说，作为该学说体系的代表人物或信徒的统治者群体，不断剥夺公众的权利和利益扩大自己的特权，使公众主导社会有名无实，基本不允许其他学说代表人物主政决策，以保持一家独大。使不同政治主张失去与之竞争的可能，最终导致思想和体制的僵化，形成了以学术信仰构建起的“家天下”代替以血缘构筑的古代家天下，以学说封建代替血缘封建，仍属封建专制类型，这就必然导致公众的权利被削弱，大众与执政团体利益关系分离，导致社会金字塔结构，出现阶级对立，使社会难以和谐。与帝王专制不同的是，由于统治者没有了血缘上的传承，导致责任虚无化，纠错被动化。打个比方说，封建帝王只要不太昏庸，就会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和子孙后代比较主动地清理贪官污吏革除弊政，而在理性学说型的国度里，执政者的地位是不能自然传承给子孙的，他们除了谋取在位时利益的最大化以外，很少考虑离职后国家的安危和延续，加上没有强有力的公众监督促进，一个“聪明”的政客是不会为了未来国家的利益冒政治风险革除弊政与贪官污吏较劲的。所以，只要在位时过得去，以后的事就没必要多管了。
这样一来必将导致贪官横行，腐败蔓延，差距拉大，社会失衡，矛盾激化，只能通过改朝换代才能解决其积弊，最终积重难返步封建周期律后尘。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形态既无封建君主视江山为己有的主观治国动力，又无学术型社会通过竞争促使纠错和勤政的客观动力。感性和学术型社会的优点它都没有，是亟待完善的过渡型社会，长期持续下去将趋于落后甚至瓦解。不少人把建国后中国的落后归结于文革，其实二战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少，他们没有经历文革不也无一例外地从短暂的经济发展走向了僵化和衰落吗？原因就在于和学说治国缺乏民主纠错机制，而社会僵化包括文革现象的出现都是学说治国所导致的结果。改革开放仅仅是对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良，学说治国的顽疾并未根除。但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信息比较落后的国家短时间实行学说治国，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这便于集中有限财力办大事，迅速形成对抗外来威胁的力量。当具备了一定实力足以自立时，如不及时转向学术治国，就将逐步转向僵化和落后并步封建周期律后尘。大家可结合现实情况看看是否是这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白了怎样甄别社会形态所处的阶段和发展状况，有了辨别社会制度优劣的本领，不妨对现实中的中外社会制度加以判断，区分一下孰优孰劣，在世界政治进程中是先进是落后还是中游？参照标准为：从前往后社会先进程度逐步提高，依次为：感性型——感性学说型——理性学说型——感性学术型——理性学术型。》
《作者: 大陆 山东省邹城市文化局 刘召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