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由：北京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3月間在《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國家最崇高目標不是致富」引起海內外的極大迴響，續而4月14日由邱震海在鳳凰博報 《震海聽風錄》，邀得大陸與海外專家學者展開一場精彩的「舌戰」。參與者除了閻學通外，尚有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員杜平和旅日學者庚欣一起展開對話和熱論。在這之前《人民日報》的高級編輯丁剛先生已在《環球時報》撰文質疑閻學通的論據。從表面上看，閻先生的論調有前後被夾攻之勢。
本文：這個命題旨在釐清國家終極目標是什麼？為人民提塑造應有利的環境與機制，供謀求幸福，或精簡一些，「國家終極目標是確保/協助人民幸福」？抑或致力提高人民的「所需的能力」，充實及落實強國夢？筆者認為，國家本身的概念應為人民提供，能良好的致富，改善生活，提升人文價值的條件與環境，就如杜平所說的，確保國民活得有體面與尊嚴……這才是人本政策，符合以民為本，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終極功能性目標也！至於往上一層，即強國夢的標準，也是可圈可點，見「國」見智，沒有硬性的準則，再說國家軟實力(文化)算不算？
國家是一群人構成的社會機制與體制，以共同民族為依歸的「吾土吾民」，以民為本，以人為尊，以人民幸福為本位的終極追求為目標。唯有如此，「強國夢」與「幸福國民」才能劃上對比，才有配搭的使命感。脫離了人本的幸福的價值，「強國夢」的方向與目標，即使能夢境成真，已經「離經叛道」，它的「人性」意義已經不存在 (活在前蘇聯國家強大體制下的人民情況，或多或少可以反映此點)。
再加上一句，一個強大的國家就能確保其國民的幸福嗎？
※強國夢VS.幸福小民
每當幸福國民的課題浮現時，第一個影射在筆者腦海的就是不丹國王制定的國民幸福指數，國小民寡的不丹人就榮登世界最幸福的人民(中國也有類似的「幸福感」的50大城市調查，杭州連續5年名列前，其他名列十大有幸福感的城市居民包括寧波、蘇州、無錫、佛山等。此類的調查或許反映中國當局開始注重人民「幸福感」的生活素質。)
一個國家強不強與國民有無幸福(感)是不是等於正比？美國強大嗎？前蘇聯強大嗎？前蘇聯的國民快樂嗎？這些都是很主觀的問題，生活在西藏偏遠高山區的藏民幸福嗎？一個人以至一個家庭的幸福不是以GDP多少來衡量，也不是以個人的社會上的身份地位來計算。所以，中國的城市人的幸福叫做「幸福感」，是一種感覺，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心態、心情、心境。這種快樂是可以分享的，個人的財富可以嗎？ (這是純粹個人角度的小民幸福感的問題。)
國家固然重要，個人修為，個人的品德，對世間的要求，個人對社會國家的作為與貢獻更加重要，因為除卻物質上的貢獻，其他都是無形的，無價的，個人的價值是自己定的，貢獻是別人評估的，價值不等於貢獻，可是沒有了價值，貢獻從何談起？要怎樣一個強大國家，應該怎樣定義「強大」，是取諸國民的普遍人生價值觀，與外在客觀環境的需求，包括時勢的變遷。
不管你喜不喜歡，經濟建設快速發展的中國人社會，已提早到達重新塑造價值，與時併進的時代。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如果只注重GDP數據，經濟成長率，財富的累積，外匯諸存，這個民族不會走得太遠，因為它已在人文建設方面失衡，失去遠大寧靜致遠的目標。物質與精神文明兩者之間無法取得平衡點，這樣的民族已經不值得稱頌，不值得去期許。
筆者並非力主中國跟追隨不丹的模式(作為一個文明大國也不實際)，可是被稱為「世界隱士」的不丹就是權力下放(國王自動放棄王位，讓國家實行選舉民主，還政於民，以民為本的國家案例)
過度注重經濟物質發展肯定帶來後遺症－－扭曲價值－－人與人之間除了利害關係外，已沒有其他追求響往的崇高價值，這樣的社會最後會變成怎樣？強國論能彌補與滿足這個價值的空虛感嗎？
鑑此，國家存在的目標與架構旨在確保其國民能在一個相對穩定，和平，安全內的體系內謀求人民的幸福(感)，即所謂的各謀其要，各施所長，找到個人所追求的「幸福」的依歸。這即是國家基本的功能性。
換句話說，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願望的載體，是組成社會許多個人的載體。這是國家的社會功能，也是社會通國家的組織形成的載體所應發揮的功能與具有的功用。所有圍繞在這個功能的國家機制，包括經濟，教育，國防，軍事都是為了執行國民幸福而各自扮演其功能性角色，以確保國民在一個安穩，安全，有素質，有能力的條件下，去爭取及落實個人認可的最大幸福。
這應是人本主義，以人為本的世俗體制所具有及要達致的功能與目標。
兩位主論的學者專家，大陸的閻學通與海外的杜平之間對議題的認知範圍出現的差距。顯然的，前者的立論據點為個人的致富非國家的致富，兩者應劃清界線；他認為，國家「最崇高「的目標在於個人為實現強國理想的「最崇高」目標建立「能力」，以服務之；後者立論根據來自照應國民本身的幸福泉源，國家充當個人爭取幸福的社會性與提高所在國與他國競爭力的機制。
閻學通著重區隔個人致富不等同國家富強，所以「致富」並非國家的終極目標之結論二分法；杜平比較工具性，以人的幸福利益為本，國家是一個達致幸福的手段；值得探討的是，一旦這個目標受影響，國家對個人的幸福就會產生挫折感，因為無法提供協助，或被迫在兩者之間做出抉擇。如果是這樣，能否讓個人取得幸福的國家機制應以檢討。
閻先生的國家形式主義較強，個人的幸福與富裕為次 ，國家強大為先，以此詮釋，個人致富並非體現國家強大等導因(因為欠缺所謂的「能力」)，這種「強國論的滿足」，把人民的地位依附在國家的強大體系下。國家與個人利益有失衡的現象，傾向個人為國家服務的價值為先。
其實在民主國家，這個問題似乎並不存在，皆因個人致富與國家的強大並不劃上等號，也無如此的期許，個人有個人的基本權力，國家有國家的功能與照顧國民利益的義務，它與關乎個人的行使個追求財富或說「幸福」的權力，並無衝突，並非二分法，為何來自大陸的學者為出現這樣的議題，把個人致富與國家致富是否終極目標相提併論，到是值得研究的。這個課題牽涉到體制的基礎，與國家體系在對個人權力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取捨優先秩序問題，以及最終的國家強大的定義。
筆者認為，這個議題帶出的另一個重點意義不在個人或國家致富，它的「特殊性」是對於中國這個大國在即將來臨的世界新秩序中，所被指望扮演的大國角色與塑造世界新秩序的參與！(全球金融海嘯引發的經濟與貨幣危機，通過最近舉行的20國金融峰會突出了中國引領世界重塑新秩序扮演日益吃重的角色。)
如此觀之，這個問題對於新加坡或其他小國並不存在。這意味，儘管新加坡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除了民主價值外，其成功治理國家的經驗，在較高層次上它的經驗在中國身上並不管用。杜平證據最大的賣點反而是個人的幸福的追求無關國家是否強大，兩者不宜相提並論。
有鑑於此，中國應根據本身的實況與其特殊性(世界大國)的需要，對這類個人與國家機構優先價值的課題集思廣益，藉以探索民心，並釐清兩者之間可能出現的重疊越位，同時廣泛聆聽人民的心聲，藉此建立以民為本的政治改革的價值根據。
前幾天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傳來某家中國銀行的主管的消息說，中國擁有1千萬投資資產價值的富豪人數已接近3千萬。這個財富的總量已是天文數字，可見中國的民間財富的暴增，會讓一般國民「沈溺」在「歛財」的洪流中而「迷失」了更高的價值—－道德與精神。就如閻先生所言，致富並非國家「崇高」的目標；難怪大陸學術界會帶出如此悠關個人與國家致富並加以區隔的國家未來發展策略問題。(可見閻先生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只是在思維上「國強」與「民富」之間可能不必取捨割愛，有層次上的不同，並非二分法，可以兼顧，問題的關鍵在於區隔「民」與「國」各自不同的權力，兩者可相輔相成，各就各位，各取所需。)
打個強烈的比喻，一個有能力出遠門旅遊的新加坡人「體面與尊嚴」都不是問題，同樣有能力出國旅遊的中國人情況可能並不一樣，因為除了個人應享的體面與尊嚴外，作為大國民，中國人大國尊嚴的「感覺」與文明大國的「國威」的感召，與「新加坡的」完全不一樣，是不可同日而語；這又是另一回事，可能這就是中國學者要帶出的旋外之音吧！這與國民受到國家政府的公平正義的對待有關嗎？而公平正義的對待與國家的體制又有關嗎？又是另一個值得中國當局深思的問題。期望閻先生，其他大陸學術界能帶出類似議題的討論，持續激發與啟迪民智。
最後筆者要借用《人民日報》的高級編輯丁剛先生在《環球時報》上發表一篇質疑閻學通論據的文章做為評論的收尾：他說國家財富運用的關鍵是公平，他說到底什麼是強國，富國我們知道，但是什麼是強國，需要好好的定義。他說強國之強不僅僅在於軍事上的強大，經濟的強大，更在於有一個公平正義的體制，有了這樣的體制，就能夠有效的將財富轉為國家的，以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能夠讓絕大部分老百姓享受到普遍的幸福，而一個沒有公平正義的體制的強大就是虛弱，就是短暫的，也是不可持續的。
他說歷史的經驗表明，世界第一強大的國家並不就一定是好國家，但實際上讓絕大部分的國民都過上幸福生活的國家，一定是個好國家，中國要讓國民幸福，就必須走公平正義的道路。即使在整體的實力有一些領域不是世界最強，那又何妨呢？所以他質疑閻學通先生的文章是一種強國夢的一種設想。強國夢當然不錯，但是認為中國不應該按照世界第一強國的邏輯來設計中國未來的發展的目標。所以這裏面我個人認為其實提出幾個問題，第一富民與強國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第二如何來研判強國真正的內涵應該是什麼，一個強大的國家是不是就是一個好的國家，也是見仁見智。(完)
推薦：這是個意義深長，具有為中國崛起的終極目標的使命，提供啟發性的議論交流。筆者以中國和平統一海外促進小組的身份，大力推薦心懷中華民族的個人參閱鳳凰網刊載於是4月14日由邱震海在鳳凰博報 《震海聽風錄》，這是大陸與海外專家學者關乎國家終極目標的一場精彩的「交鋒」。(鳳凰網已推出有關專頁，詳細請看連接：http://phtv.ifeng.com/program/zhtfl/hudong/#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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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什么国？
ReplyDelete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故土、对祖国山河和对人民深厚的感情，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独立的基本凝聚力，是一个民族无价的精神财富。爱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无条件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作为一个公民，爱国主义是必须具备的重要品德。怎样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还需要搞清楚爱什么国的问题。
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共同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和崇拜，对现实乃至历史上本民族活动区域的家园性认同和守护，有在主体民族主导下日益融合趋同的血缘关系和趋近的生活习俗，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共同区域政治实体的理想、实践和倾向性。
在我国，尽管秦始皇曾经完成了一统疆域，统一了文字度量衡等，但由于秦始皇的突然去世，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原来诸侯国各自的民族特性，历史文化，区域认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各地故国情结浓重，各诸侯国贵族乃至平民做复国梦的不少。《史记》记载当时曾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石正是缺乏民族凝聚力的佐证。所以，在秦的灭亡过程中，诸侯国迅速相继恢复，就连陈胜起义也要借助“大楚兴”的复国旗号起事。大多反秦势力都打着诸侯的旗号。诸侯国仍然是一群很有号召力的记忆符号。秦始皇点燃的统一火种随时都有彻底熄灭的危险。可见秦始皇只是作了形式上的大一统的尝试，仅作了个统一的外壳，并没完成民族和文化融合，文化历史和血脉没有认同感，没有形成稳固的“秦民族”，尽管区域上统一了，但大家貌合神离，诸侯国的区域观念强烈，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大一统。
幸亏随后的诸侯纷争没有延续太长，汉高祖刘邦就完成了汉的大一统。经过以后近400年的两汉统治和融合，才将先秦众多民族融汇成了共同认同的同文同种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并基本稳定了共同的活动疆域，传承了先秦以来的历史和文化。有了相互依赖荣辱与共的亲和力。所以汉代的统一既有统一的外壳——疆域，也有了大致认同的内涵——历史文化、血缘和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汉”也就成了中国人心目中国家强大民族团结的代名词。所以自汉以后，统一的火焰就生生不熄的在国人心中燃烧着传承着。从而保障了中华历史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有了不竭的动力。这种动力和情结就是爱国主义。直到今天，我们90%以上的国民仍然乐意称自己为汉族或汉人。
以后尽管不断演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断有新的民族加入融合进来 ，但基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图腾，活动的基本区域大致稳固。割据的想恢复一统，一统的图谋巩固，外来的谋划融入，变小的图谋复疆。诸如北魏、元、清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为适应历史潮流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汉化政策。其总趋势是大区域的统一，文化的认同，民族的融合。使汉民族逐渐在文化历史和血缘诸方面不断丰富，成为疆域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的开放民族。事实上汉族一开始就是多民族互相融合的共同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私有符号和财产。今天的汉民族与汉代形成时相比，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历史都已大大丰富，蕴含了众多古今民族的血脉和文化。使“汉族”越来越成为开放性的世界民族的熔炉，众多民族共同的符号。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基础、动力和情结，才使广大仁人志士有了关心故土，关注民生和政治的的责任感。正是因为大家共同拥有一个符号，一个生存空间和利益攸关的活动区域，才使区域内发生的一切与每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戚戚相关，从而使大家共同关心国家命运，过问政治成为合情合理的事情，并行成强大潮流。这个潮流力大无比，对内可调理气血，对外可抵御外邪入侵。一旦内忧外患，受爱国热情驱动，人民揭竿而起，推翻反动统治或抵御外辱，都是合情合理的正义之举。这些既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政治纠错和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否则如果一味强调对统治集团的盲从才算爱国主义，那么，过去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历次革命的正义性就要受到质疑。历史将难以前进，政治将难以进步。统治者胡作非为而难以矫正。由此看来，爱国主义既是跨时空的，也是具有独立政治人格的，它不屈从于任何政治集团，而对统治集团的方针政策通过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进行规范和矫正。所以，爱国主义不仅体现在抵抗外辱方面，更多的是体现在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上，与民主一样具有政治纠错功能，决不是对统治者的盲从。
但是反动统治者总是将爱国主义看做洪水猛兽，希望偷梁换柱，加以功利化，庸俗化，将其引伸为对外不对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变作自己任意支配的附庸，唯恐伤了自己。更想如对牛马一样将其驯服，按自己的意志为我所用。他们特别强调爱国主义的时代性，以便让国民见利忘义，丢失原则，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丧失纠错的斗志，对政治弊端视而不见。试想如果强调时代性，在什么时代爱什么国，或者爱统治集团才是爱国主义，那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被推翻都将是不爱国不合理的，海外华人只能对当地政权谈爱国，否则就是有失人臣之道。这显然是慌唐可笑的。因此，任何政党团体和执政者将不同政见者说成是不爱国，要求人民盲目愚忠“爱国”， 与其“保持一致”无条件服从自己，以淡化纠错功能，逃脱人民监督，企图将爱国主义化为某政治利益集团的附庸和私有财产，都是狭隘而有害的。是对人民政治甄别权和选择权的无理剥夺，必将导致国家和民族政治僵化，统治者理念落伍甚至被淘汰。事实上对国家和统治者保持先进性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与封建忠君爱国有异曲同工之妙。必将导致民族性格的麻木，塑造奴性民族，并使人民对腐朽统治和民族压迫逆来顺受。一旦遭遇外来入侵和腐朽统治，人民将不加抵制，甚至卖国求荣，亡国灭种在所难免。有人探讨华夏为什么汉奸多？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古代多次反侵略失败和忍受民族压迫，应该说都与统治阶级倡导愚忠，宣扬“忠君报国”致使民族性格麻木不无关系。历次农民起义因不满政治理念的少，因天灾人祸为求生存揭竿而起的多，与其说是政治起义不如说是屡遭封建精英利用的求生运动。
因此，如果统治者强行剥夺人民的甄别和选择权，这样的统治者就是腐朽专制和反动的。当然，如果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大政方针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相一致，本身就是对爱国文化的丰富，人民的爱国热情自然就与统治集团和谐互动，自觉与统治者合作，产生创造伟大时代的强大合力。但这与统治者主动要求人民将爱国主义移情自身，将爱国热情变为对个人或集团的崇拜是两码事。
爱祖国是自觉的无条件的和义务性的，而对政权或统治集团的爱则是有条件的，爱不爱政权或集团，爱哪个政权或集团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理智选择的。并且这种选择往往更能体现爱国热情的原则性和坚定性，有时只有不惜冒杀头的危险，才能足以展现爱国气节。
可见爱国主义之爱国是爱自己的祖国而非爱某个政权或政治团体。这个“爱”既有对家园和疆域的维持，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也有对现实和未来的关住及面对。任何政治集团一队自己效忠与否作为衡量爱国与否都是虚伪的，狭隘的。就现实而言，大家喜欢在这片土地上演绎健康向上清正廉洁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剧，决不欢迎上演腐败荒诞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政治闹剧。一旦大家发现统治者部分或完全不代表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或没能力代表这些利益，人民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当然有权鞭策、干预乃至将其推翻。这既是爱国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作者:中华大陆 山东省邹城市文化局 刘召琢 2009-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