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10, 2009

讓一個「民主中國」造福全球華人

大陸黨校著名政論家俞可平「讓民主造福中國」的名言,讓筆者連想起一個民主中國不只造福中國,也同樣造福全球華人,及造福世界的和平,並形塑及輸出中國式社會和諧的特色。這與最近在無錫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的主題,「和諧世界,因緣和合」相互呼應。

俞可平是中共中流砥柱的政論家,最重要的他也是中共黨校的理論家,最近出任一間著名大學的創新中心主任。不管最終他的民主主張是否獲得大陸當局的採納,他的民主主張在大陸已不再只是泛起漣漪的茶杯裡的風波。許多響往民主的網民已經把他當成大陸民主化的先聲。

俞先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句民主話語為「民主是好東西」,「民主是陀縲,意義在旋轉」,以及最近的「讓民主造福中國」。

向來,全球華人對中國大陸發生的政策變動只有關注,再關注,另加精神與物質上的支援,不管好壞都未有做出正式的表態,一來海外華人在定居國基於政治敏感度,大陸政治局勢的變動,從來只有支持,從來就只表達支持或者關注,既使50,60年代掀起殺傷力,社會結構被撕裂,極盡破壞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人為災難,也只有「忍痛的深切關注」,只能「悵望神州,空悲歎」。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如果中國認定海外華人對母國的關懷備至,海外華人心懷民族大義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資產,那麼海外華人,以至全球華人,對母國的崛起還有什麼義務未盡?

推翻滿清政府至今,海外華人,華僑,華裔社會目睹中國30年來在鄧公的引導下成功改革,在經濟發展上站了起來,全球華人莫不欣喜望外。往後的30年中國會以怎樣的思路引導母國走下去,不負使命,完成民族尚待完成的革命呢?

隨著許多定居國與中國建立邦交,以及對中國實施開放的旅游政策,及中共在鄧小平化主動展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改革開放政策的定調,在海外落地生根的華人,及他們的後裔開始主動發出對他們的母國(文化祖國)的看法,一方面是因應大陸本身言論比較開放的尺牘,另一方面是定居國對他們的華人公民的情意結,不再如以往那麼敏感,甚至含蓄接受華人公民在不影響定居國效忠的前提下,去抒發他們對文化祖國的關懷。

這也讓人釐清廣義民族關懷與定居國的效忠分屬兩回事,即對自身民族的關懷不影響定居國的公民地位與效忠。

從這個角度探索,中國可說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國家,散佈全球各角落的5千萬華人是中國最大的無疆界無形資產,也是最寶貴,無法以金錢來衡量的資源。從辛亥革命,到中國抗戰,以至國共內戰爆發,到最近數十年來發生的天災人禍,包括近期的四川大地震,海外華人在精神與物質上都給予大陸極大的援助;可是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持續取得初步成功的成果,海外華人扮演的角色似乎也應更上一層樓,不再局限於基於人道情意結的賑濟援助。

時代已經變了,意識形態包括教條主義也受到極大的衝擊,人們滿足了基本物質的需求,自我提升至較高層次的實現是可以預料及理解的。作為全球最大的民族,中華民族大時代的降臨,不再是豐衣足食,應是追求較高層次的自我實現的共同理想價值。

中國人經濟上崛起之際,追求的價值是什麼?中國人是否渴望做一個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準」世界公民,享有這些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權力與權力? 對於筆者而言,所謂的中國社會主義特色,是指一個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掌權的政府在適當時機自我轉型改制至民主體系的「負責任政府」,而不是拖延政治改革,遲疑推行政治改革開放的「政權」。(有時,「政府」與「政權」畢竟還有一字之差),適當時機落實「還政於民,問政於民,問計於民」(胡錦濤的名言)。(一旦還政於民,其他兩項的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即能依附在民選體制下執行。)

如果有人問,廿一世紀的百年內,最轟動的世紀大紀事為何!筆者預見在政治方面,中國採納與推行民選民主制度,轉型為一個奉行民主體制的國家,讓世界5分之1的人口與其他世人共享「人民是老板」的權力與權利,勢將是廿一世紀百年大事。也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的一個轉捩點。這是筆者大膽的預言。

世界在變,中國也在變,全球化的步伐迫近中國,不然30年前的中國不會熬出頭來一個鄧小平及其經濟改革的團隊;鄧小平呼應了,啟動了中國應變的設計,既使是偉人一個,鄧公也有他的局限性。今天如果鄧小平還活著,他還會堅持教條主義嗎?

中國人有一句老話,「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其實,到了今天,這兩句話對於仍然堅持教條主義(既使流於表面或形式)的一天,還是全盤照收不誤。引述這兩句話時,放在「大勢所趨,從善如流」的格局裡檢討,應全盤接受,還是繞有保留的接受? 這符合大陸向來強調的科學發展觀的檢驗。

30年後的今天,中國是否仍然在引頸企盼著啟動政改的「政改鄧小平「的出現,還是鄧小平的政改基因已潛伏在各級領導層中,伺機求變;這是一個非常中共的問題,因為中共十七大代表大會的領導決策宣言曾表明,民主改革要從黨內組織開始,即由先從黨內然後才到黨外的政府及公共層面。

※ 以學習型組織改變集體思維

筆者在這裡要引述組織與團體或個人服膺「終生學習」原理,以求取創新,提高競爭力,其中「反映學習型組織」動感特徵的兩句格言:「to unlearn in order to relearn」及「discontinuity」,前者是一個具有革新精神的格言,它喚醒世人如果要適應世間的變化,求變還不夠,必須從思維中袪除舊框框,把累積下來的過時經驗,甚至成功的心得棄除掉!

請注意運用的字眼是刪除(delete),就如電腦操作系統把錯別字刪除一樣!因為這些過時的成功經驗,反而會變成為未來成功的絆腳石,淪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就如中共內部有人認為30年經改成功的實例已變成「金科玉律」,導致一本通書看到老,拒絕改變的心態的膠著。第二句 discontinuity 含有「不持續,不連續」,有「不能一成不變」的意思。這兩句話,前者置於後者的格局裡檢驗,即見真章。因為新格局是「以變求不變」,所以要重新學習調整步伐態,建立正確的應變心態與價值(勇於接受變革),有效學習永續發展帶來的新方法,新程式,使國家民族的進步置於可持續發展程式(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mula) 的不敗之地。筆者管見,唯有國家與政府,包括負責管理國家的政黨領導人本身,建立正確的科學發展觀,勇於摒棄教條,敢於恪守思維的變革,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才能有效引導民眾學習與掌握新事物,新環境帶來的變通原理,與時併進,日新又新。

換言之,過去30的經濟改革汲取的經驗不是雋永的!既使是寶貴的,不過卻不能被複製。它將是歷史的一部份實錄,被編入歷史的檔案中,以資紀念,如此而已。隨著眼下橫掃全球的金融,貨幣與經濟海嘯的延續,推行了30年的中國發展的初期模式,已到了接受科學發展觀總檢討與考驗的「跟進」;往往「去蕪取菁」並不足以改變現狀,因為既使是舊框框裡的「菁」,置於新框框裡可能也是「蕪」,取代只是時機問題,與由那個高瞻遠矚的領袖去把它淘汰。

世上的人與事,沒有一成不變,世人不是生活在一個真空裡,國家,民族,政府,體制,治國,既使是民主體制也在變,舉例說,「代表民主」與「參與民主」在許多實施民主體制的國家出現矛盾的現象,許多民眾不滿政府的施政,並不局限民生經濟,也包括治安,或種族糾紛,導致民眾紛紛走上街頭示威抗議。從泰國,希腊,到法國的眾生相,反映既使是選舉民主制,參選代表中選後代為施政,亦會出現民眾不滿的現象,走上街頭,以另一種形式與管道參與及表達對施政的不滿。

然而,本質上它們都是選舉民主,代表民主,與參與民主賦予權力的體現,議會民主的體制下的三權分立的制度,為選舉民主所必須建立與經歷的民主程序的分工體制。根據成熟民主國家的經驗,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必須經歷百年持續不斷的改善與改進,才能達到成熟,洗練的階段。可見「變」亦是現代民主真諦精神的體現,何況是社會主義,如何能夠保持一成不變!?簡而言之,「民主真的是好東西,等待中國去發掘!」

※ 中國人渴望民主!

如果說30年來,中共沒有變,那是天大的謊言,問題是今天要求變的範圍已擴大至政治領域,大陸當局展開一個網上民調,只要問一個問題:民眾要民主嗎?答案是什麼大家心知肚明,昭然若揭;就如不久前掀起的普世價值觀的辯論一樣,結果高達90%參與票選的網民的答案是正面認同普世價值觀。溫家寶總理也多次表明,民主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不專屬西方國家所有。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偉大的國家必須汲取歷史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好說中國已保持相對和平的格局長達30年,筆者堅認,前瞻下去的30年,改革思維還不夠,必須勇於開放思維,成敗的關鍵繫於執行力(the power of execution);歷史機遇已來到國家民族的大門口,在門外等待的是對民主價值堅定不移,忠貞不愈的信念,受考驗的「鄧小平們」!要惜緣,「緣遇」只此一次,另一個30年肯定不會再來!

感言:造福世界從造福全球華人開始,造福全球華人從造福中國開始,造福中國從民主開始…全球華人期待這一天早日降臨。

兩岸關係用語新解分享: (一)發展的初期模式;(二)可持續發展程式; (三)執行力。

1 comment:

  1. 爱什么国?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故土、对祖国山河和对人民深厚的感情,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独立的基本凝聚力,是一个民族无价的精神财富。爱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无条件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作为一个公民,爱国主义是必须具备的重要品德。怎样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还需要搞清楚爱什么国的问题。

    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共同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和崇拜,对现实乃至历史上本民族活动区域的家园性认同和守护,有在主体民族主导下日益融合趋同的血缘关系和趋近的生活习俗,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共同区域政治实体的理想、实践和倾向性。

    在我国,尽管秦始皇曾经完成了一统疆域,统一了文字度量衡等,但由于秦始皇的突然去世,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原来诸侯国各自的民族特性,历史文化,区域认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各地故国情结浓重,各诸侯国贵族乃至平民做复国梦的不少。《史记》记载当时曾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石正是缺乏民族凝聚力的佐证。所以,在秦的灭亡过程中,诸侯国迅速相继恢复,就连陈胜起义也要借助“大楚兴”的复国旗号起事。大多反秦势力都打着诸侯的旗号。诸侯国仍然是一群很有号召力的记忆符号。秦始皇点燃的统一火种随时都有彻底熄灭的危险。可见秦始皇只是作了形式上的大一统的尝试,仅作了个统一的外壳,并没完成民族和文化融合,文化历史和血脉没有认同感,没有形成稳固的“秦民族”,尽管区域上统一了,但大家貌合神离,诸侯国的区域观念强烈,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大一统。

    幸亏随后的诸侯纷争没有延续太长,汉高祖刘邦就完成了汉的大一统。经过以后近400年的两汉统治和融合,才将先秦众多民族融汇成了共同认同的同文同种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并基本稳定了共同的活动疆域,传承了先秦以来的历史和文化。有了相互依赖荣辱与共的亲和力。所以汉代的统一既有统一的外壳——疆域,也有了大致认同的内涵——历史文化、血缘和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汉”也就成了中国人心目中国家强大民族团结的代名词。所以自汉以后,统一的火焰就生生不熄的在国人心中燃烧着传承着。从而保障了中华历史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有了不竭的动力。这种动力和情结就是爱国主义。直到今天,我们90%以上的国民仍然乐意称自己为汉族或汉人。
    以后尽管不断演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断有新的民族加入融合进来 ,但基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图腾,活动的基本区域大致稳固。割据的想恢复一统,一统的图谋巩固,外来的谋划融入,变小的图谋复疆。诸如北魏、元、清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为适应历史潮流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汉化政策。其总趋势是大区域的统一,文化的认同,民族的融合。使汉民族逐渐在文化历史和血缘诸方面不断丰富,成为疆域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的开放民族。事实上汉族一开始就是多民族互相融合的共同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私有符号和财产。今天的汉民族与汉代形成时相比,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历史都已大大丰富,蕴含了众多古今民族的血脉和文化。使“汉族”越来越成为开放性的世界民族的熔炉,众多民族共同的符号。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基础、动力和情结,才使广大仁人志士有了关心故土,关注民生和政治的的责任感。正是因为大家共同拥有一个符号,一个生存空间和利益攸关的活动区域,才使区域内发生的一切与每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戚戚相关,从而使大家共同关心国家命运,过问政治成为合情合理的事情,并行成强大潮流。这个潮流力大无比,对内可调理气血,对外可抵御外邪入侵。一旦内忧外患,受爱国热情驱动,人民揭竿而起,推翻反动统治或抵御外辱,都是合情合理的正义之举。这些既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政治纠错和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否则如果一味强调对统治集团的盲从才算爱国主义,那么,过去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历次革命的正义性就要受到质疑。历史将难以前进,政治将难以进步。统治者胡作非为而难以矫正。由此看来,爱国主义既是跨时空的,也是具有独立政治人格的,它不屈从于任何政治集团,而对统治集团的方针政策通过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进行规范和矫正。所以,爱国主义不仅体现在抵抗外辱方面,更多的是体现在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上,与民主一样具有政治纠错功能,决不是对统治者的盲从。

    但是反动统治者总是将爱国主义看做洪水猛兽,希望偷梁换柱,加以功利化,庸俗化,将其引伸为对外不对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变作自己任意支配的附庸,唯恐伤了自己。更想如对牛马一样将其驯服,按自己的意志为我所用。他们特别强调爱国主义的时代性,以便让国民见利忘义,丢失原则,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丧失纠错的斗志,对政治弊端视而不见。试想如果强调时代性,在什么时代爱什么国,或者爱统治集团才是爱国主义,那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被推翻都将是不爱国不合理的,海外华人只能对当地政权谈爱国,否则就是有失人臣之道。这显然是慌唐可笑的。因此,任何政党团体和执政者将不同政见者说成是不爱国,要求人民盲目愚忠“爱国”, 与其“保持一致”无条件服从自己,以淡化纠错功能,逃脱人民监督,企图将爱国主义化为某政治利益集团的附庸和私有财产,都是狭隘而有害的。是对人民政治甄别权和选择权的无理剥夺,必将导致国家和民族政治僵化,统治者理念落伍甚至被淘汰。事实上对国家和统治者保持先进性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与封建忠君爱国有异曲同工之妙。必将导致民族性格的麻木,塑造奴性民族,并使人民对腐朽统治和民族压迫逆来顺受。一旦遭遇外来入侵和腐朽统治,人民将不加抵制,甚至卖国求荣,亡国灭种在所难免。有人探讨华夏为什么汉奸多?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古代多次反侵略失败和忍受民族压迫,应该说都与统治阶级倡导愚忠,宣扬“忠君报国”致使民族性格麻木不无关系。历次农民起义因不满政治理念的少,因天灾人祸为求生存揭竿而起的多,与其说是政治起义不如说是屡遭封建精英利用的求生运动。

    因此,如果统治者强行剥夺人民的甄别和选择权,这样的统治者就是腐朽专制和反动的。当然,如果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大政方针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相一致,本身就是对爱国文化的丰富,人民的爱国热情自然就与统治集团和谐互动,自觉与统治者合作,产生创造伟大时代的强大合力。但这与统治者主动要求人民将爱国主义移情自身,将爱国热情变为对个人或集团的崇拜是两码事。
    爱祖国是自觉的无条件的和义务性的,而对政权或统治集团的爱则是有条件的,爱不爱政权或集团,爱哪个政权或集团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理智选择的。并且这种选择往往更能体现爱国热情的原则性和坚定性,有时只有不惜冒杀头的危险,才能足以展现爱国气节。

    可见爱国主义之爱国是爱自己的祖国而非爱某个政权或政治团体。这个“爱”既有对家园和疆域的维持,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也有对现实和未来的关住及面对。任何政治集团一队自己效忠与否作为衡量爱国与否都是虚伪的,狭隘的。就现实而言,大家喜欢在这片土地上演绎健康向上清正廉洁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剧,决不欢迎上演腐败荒诞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政治闹剧。一旦大家发现统治者部分或完全不代表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或没能力代表这些利益,人民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当然有权鞭策、干预乃至将其推翻。这既是爱国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作者:中华大陆 山东省邹城市文化局 刘召琢 2009-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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