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時機跨前建立兩岸民主政治的橋頭堡了!

一年前的兩岸關係，與一年後的兩岸關係有何不同？如果形容兩岸經濟民間關係如過江之鯽，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吧！

兩岸關係60年來未曾如親近過，兩岸的民間與經濟關係未曾如此融洽過！這是「兩會」的汗馬功勞，也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從來，時勢先造英雄，英雄領導群倫再造時勢，不管是動蕩時代，還是偏安時局，英雄都以不同的姿態，不同的方式，受民眾指望出現，進而挑起興邦建國，或締造太平盛世的偉大使命。

時代變了，過去的英雄多半是披起戰袍打江山的「豪傑」，或解救萬民於水深火熱的近乎宗教受崇拜的「救星」。

21世紀的所謂「英雄」是指高瞻遠矚的卓越領袖，不只要有一定的領導才能，還要適時敢做應做的事，並善於用人，選賢與能，才可稱為有資格接受大時代挑戰的「仁者」(無敵乎)，敢於承擔領導團隊問責的領航人。網絡上有人問中華民族现在最需要什麼？兩個字「民主「。台灣最珍貴的價值是什麼，民主的經驗也！

●　領導功力再上層樓

考驗現代領導人的功力是在他如何領導民族國家社會建構/強化一個正義公平的體制，一個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均富的體系，讓人人都有追求他們心中的幸福感的權力與機會。

這就是民主的真諦(使人人有能力追求自己的「幸福感」)，台灣社會1986年奠定民主體制以來，儘管碰碰跌跌，建立了大中華區域的「實驗民主」，到了今天，兩次政黨輪替完成後，沒有人敢說台灣沒有民主，儘管台灣民主存有瑕疵，然而三權分立的民主機制體系已成功建立起來，並在操作。此階段的台灣民主體制的不斷完善化，實有賴於領導人的素質，即所謂leadership的高瞻遠矚，與果敢的團隊執行力(power of execution)如此才配稱社會公正的締造者；凡事都有風險，特別是政治上的大小風險應是家常便飯，對於一個政治家，時代賦予的使命感，勇於取捨承擔，歷煉而成的判斷力與睿智，除非天生異稟，否則常人無法假手，這是後天練就的領導才能，只有時間才能證明。

「領導」就是拿得起經過評估判斷的風險(take calculated risk)，勇於承擔風險並向前挺進(dare to face up and move on)，做大事的人不是沒有犯錯，而是具有承擔的胸襟與氣魄，以解懷及釋懷。

適逢兩岸大中華多事之秋，「好事多磿」，體制與權力相互滲透的時代，這可能是當代中華民族追求寧靜致遠，窺見一個構思的大中華願景框架的對人性至高的啟發。

眾人皆知，兩岸關係對台灣的影響深遠，留下烙印已不在話下，畢竟重歸大中華家庭只是時間問題，如何重歸才是問題所在！台灣做為大中華的區域，能對未來的大中華國家的「體」留下怎樣的烙印，做出怎樣的貢獻，「台灣人」應該心裡有數。怎樣的價值最是寶貴？這與超過13億中華民族追求終極「幸福感」的框架也不無關係。

大時代來臨是一種感覺，就好像民眾追求的「幸福感」要有寬容與包容，能彰顯公正與正義的體制框架一樣，自然產生。先知先覺的嗅覺很多人都會有，當機立斷就不是人人做到，平庸之輦與英雄風範的領導，差別即在此。

有些事情可以延後，有些決策就要當機立斷，這也是leadership的崇高素質。還記得馬英九總統上台時曾經自我期許為「社會公正的締造者」嗎？

斬釘截鐵，做為「兩岸公正社會的未來締造者」馬英九有必要慎重檢視其策略，考慮採納五大因應策略如下：

●　善用以黨領政

(一)馬英九兼任國民黨主席：以黨主席身份訪問大陸，黨對黨展開兩岸關係談判，勿再好事多磨，建立國共橋樑，為往後的黨政權力轉移鋪路；

(二)機制化國共領導層直線聯繫：國共論壇，博鰲亞洲論壇，及新近成立的兩岸海峽論壇都是為了國共和解而設。(可見中共用心良苦，設計了許多機制，國民黨應善用之)。這些機制都是為促進，深化兩岸的和解鋪路，所建構的多元化的協商機制，以深化互信的橋樑；鑑此，兩岸應服膺現階段的「政治現實」(國共的歷史淵源，權力結構性特徵)，以黨領政一線牽，是基本的游戲規則；

(三)建立和平論壇品牌：強化國共/兩岸海峽論壇平台的機制性，配搭博鰲亞洲論壇的崛起，把三者打造成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內外塑造及凝聚思維，開拓思潮，以和平統一為目標，長遠貢獻與建構具有中華特色的三和價值(和諧，和解，和平)的全球平台；

(四)「兩會」達成協議的步伐是否過快？應予檢討，如果過快，應爭取沉澱期：適時予檢討「兩會」對兩岸政策的機制性功能，避免兩岸政治結構權力的特殊性被中介，橫生枝節，確保「兩會」不致變相成為兩岸的「代理」。兩岸簽署協議的速度給予調適：在這個環節上，筆者檢視近期兩會「簽約」的速度(江丙坤所謂的「十全十美」)，有使溫度急速上升之態(筆者大膽形容為「慢火煮青蛙」的效應)；這是基於另一邊廂，政治和解無法跟上經濟民間的進度，此現象持續下去，勢將使兩岸關係嚴重失衡，造成「和而不解」嚴重滯後，導致過度傾斜經濟民生的「兩岸政治怪胎」再現，這絕對不是兩岸健全關係的發展之道；

(五)把兩岸關係拉回正軌：靈活拿捏「宜經宜政」，最低程度政治步伐必須緊貼經濟民間的後頭。英文所說的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and people to people(P2P) of cross Straits relationship had to be updated with political rectification and political alignment not by mean of so-called loose-end political consensus ,of which the later (political )is obviously lagging far behind the former 。A required prescriptive and indicative time table for politics ”to be aligned back to the proper tracking ” of cross Straits relationship is clearly missing.即緊貼經濟民間關係的後頭，而非只是政治協商。緊貼後頭，不是無時限性的延後。換言之，政治終歸必須領航兩岸關係，使兩岸關係回歸自然。

小結：現階段的兩岸關係已到了兩岸黨對黨實質工作關係的建立，兩岸喊話的作業已過時。這亦是兩岸現階段關係特徵的寫照(即通過黨對黨工作關係的建立，為兩岸建立正式政府對政府關係的先遣部隊)。

國共論壇及最近兩岸海峽論壇機制的出現，證明兩岸關係的廣度已有多元化的準備。不過如所強調，原點還是要從國共兩黨關係的建立做起，然後推廣至海峽兩岸的各領域去，最終涵蓋俱全，達到以黨領政的過渡任務。

另行建議：行政院設立一個追蹤兩岸經濟民間關係執行效應的預警小組，以備相關政策領域有所應對警惕，及時尋求政策上的調適及提早佈署。

馬英九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適時表達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將是兩岸人民共同語言。值得一提的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五四運動90周年紀念當天不約而同澄清，民進黨並非反對台灣與大陸交往。她也同樣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印證了台灣在朝與在野黨皆服膺以普世價值觀為締結兩岸跨海的共同的價值觀。

一中表體

從一中各表到一中表體。兩岸超越「一中」的迷思，解放思維，參透「一中」對號入座的玄機！──「兩體一中(國)」浮現在眼前。

一中表體(One China by definition /interpretation of entity ) 是什麼？筆者在前文上下兩篇中嘗試解密兩岸一個中國(一中)構築的迷思。經過一年多的深入解剖分析，推理後，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終於撇開雲霧見月明，正如上文所說，「一中表體」，即一個中國的表述的是政體而非國家本身也。

「一中表體」也是兩岸關係進入「內化」亮起綠燈的正軌！

過去一年來，兩岸兩個不同的體制的「隔岸喊話」帶出的特殊模式，激發了全球心懷中華民族華人的思維，啟發了不同體制華人集思廣益，嘔心瀝血，以期謀求思維上的突破，可謂歷史少有，兩岸政治「隔岸對話」精采連連，也是兩岸六十年來特殊關係下的傑作。

如此的對話建構在兩岸共同的價值──民主與文化──的共識上，沒有價值的共識，兩岸關係宛如迷失方向的導航，沒有文化價值的認同，不知何去何從。

「一中表體」讓兩岸重新開啟兩岸去年來陷入的膠著，也讓「九二共識」恢復彈性。九二共識的一中原則獲得遵守，一中的底線未被觸及，因為各表的是一中的體，無論如何表述都不會影響一個中國的守則──它仍然是屬於一個中國的政──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的政治實體。

一中表體下形成一個中國有兩個政體，沒有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它也並非一國兩制，更非「兩國論」或「一邊一國論」。它是活生生的「重返現實，正視現實，尊重現實，及出發現實」的兩岸「四句偈」，不過只目前還是首兩句的寫實。

如今是兩岸根據政治史實去尊重現實，並依據現實把兩岸未來關係的「千絲萬縷」梳理妥當，然後依據梳理清楚的現實再出發，把兩岸的未來關係拉回正軌。讓政治在兩岸關係中立於主導的原位，而非任由經濟民生擺佈。兩岸關係政治評論員邱震海一針見血形容兩岸關係的關鍵不是經濟也不是民生，是政治。一點都沒錯。

筆者祈望「剪不斷，理還亂」不再是兩岸關係的寫照，而兩岸關係確定一中表的是「體」非「國」後；「一中」將「不折騰」(引述胡錦濤用詞)兩岸民族的離合團聚的表述。

兩岸的政治和解尋尋覓覓的方案，果真即在燈火欄杆處！

釐清國家與體制觀念的差異，還原九二共識！(下)

實際上，大陸一中各表堅守的原則是一個中國。嚴格上講，付諸表述的一個中國只是一個體制(政體)，並不是中國(中華民族)本身(身上流著的炎黃子孫的血統是不能表述的)。只要兩岸都能清楚把握表述的只是體制，中華民族與中國是永遠不會變的。那問題就致於現在那麼複雜，就不會左右了大陸對一個中國的表述，使九二共識的精神與價值得以延續下去，協助兩岸能返回政治議題的正軌。

國共論壇有任務

有鑑於此，兩岸應通過國共論壇或博鰲亞洲論壇釐清這個概念上的混淆，達到正本清源的功效。

去年來，兩岸對九二共識出現「灰色地帶」的詮釋(大陸不願表述)，主要圍繞在一個中國(一中)的表述。基本上，兩岸都認同一個中國的守則，差別在於大陸堅持的「一中」守則，台灣接受，唯堅持要各自表述。

深入分析發覺：兩岸真正要表的是中國的政體，並非中國本身，實際上並非對「中國」的表述，否則它即淪為「中國概念股」！因為「國家」是不能表述的，特別是民族國家，即中華民族可以表述嗎？你只有認同中華民族(一份子)或非而已 (當然中華民族也並非一定是「中國籍「的華人，它也包括海外華人/華僑/甚至華裔，那是另一個課題) 。

各表是體非國(中)

如上所言，表述的是政體，不是一個中國；如此，不管如何表述「一中」的體制，都不會影響一個中國的原則。試想想，「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兩岸中國的政體是否不一樣，它們都是活生生存在，有效營運著的政體。

換句話說，各自表述影響一個中國的原則問題，並不存在；一個中國仍然還是一個中國，分別只是表述的是各岸的政體，邏輯上，法理上，沒有不妥，即無重疊，亦無衝突。何來不能各表，或共表一個中國的政體？

這裡伸引出的爭執交匯點可能是，馬英九有必要檢討去年他單方表述「一中」的作法，收回「一中」即是中華民國的各表，按照他在上篇的「重返現實出發」的表述，台灣為「中華民國「，藉此騰出空間，讓大陸進行各表「一中」為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

筆者推論，在九二共識的議題上，以及在技術上，馬英九犯下最大的錯誤是在「不知彼」，及未預先照會的情況下，把整個中國納入中華民國的表述。如果是這樣，整盤棋只有提早結束，導致兩岸政治無功而返，打回原形。

基於馬英九已搶先大陸各表(或先表)「一中」，中共如跟著付諸表述一中，無論大陸如何表述，從中共的角度，都會使「兩國中國」的「陰謀論」得逞。所以，大陸選擇保持長期的緘默。其實，去年以來，大陸對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表現的出奇的沈默，所有媒體官員似乎都接到對九二共識表述的封口令，箇中原因除了中共內部政治出現雜音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涉及兩個中國的詮釋。中共絕對不讓「兩個中國」的詮釋的可能性出現，包括不能容忍類似李登輝與陳水扁提出的「兩國論」與「一邊一國」的論調死灰復燃。這是可以理解的。

兩岸犯下邏輯錯誤

鑑此，兩岸可能犯下邏輯上，觀念/概念上的爭端，把兩者混為一談，使兩岸「國」與「體」不分，糾纏不清，延續國共60年來的內戰式的觀念對峙。

除非兩岸能對各表的其實是「體」而非「國(中)」達致共識，否則要重返九二共識，仍然是夜長夢多。

黨國不分引混淆

連帶一提，無論是中共還是國民黨，甚至是其他第三勢力政黨，以及未來的大中華政黨，都不應把政黨的地位提升至超越國家之上。遣詞用字方面，不應「黨國」自稱，無論從什麼角色，一個可來可去的政黨，即使是開國立國的政黨，也不應把政黨的地位排在國家之上。

可能從歷史的觀點，這是造成中國人「黨國不分」的前緣，現在放在兩岸關係重歸和平統一的努力上會出現「剪不斷，理還亂」的觀念紛亂。

所以，筆者經常強調，很多時候，中國人必須跳脫歷史桎梏的糾纏，勇於掙開歷史的束縛，避免國黨不分，把政黨的地位還原到它應有的定位，不要黨國糾纏不清，繼續沒完沒了，製造「親者痛，仇者快」的局面，並污蔑了中國人的智慧。

總講一句，體制是可以改的，民族國家是永恆不變的，不要把非永恆的體制置於永恆的民族國家之上，顛倒常倫，貽笑大方 (這樣的亂象必須儘快抽離)。

兩岸新生代問責

兩岸有必要避免「拖之訣」，從1992年的九二共識算起，兩岸已浪費了少說16年，無論是改革開放，還是黨報解禁推行民主體制，過去20，30 年，生活在兩岸新時代的新生代已經成長，他們可視為兩岸關係的弄潮兒(Baby Boomers)，反觀兩岸的當代領袖仍然是屬於之前年代的父輩。

新生代對事對物自有他們的觀點，他們的觀念，甚至價值觀的優先秩序亦不完全一樣，沒有人可以否認，過去20，30年是兩岸社會承受巨大變化的年代，背景很大不同。兩岸的問題，不管是和平協議，和平與統一，民族的團結與復興，不會一成不變，這個年代的人就應做這個年代的事，完成一個和平，團結，統一及復興的是一個兩岸共同的基礎，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給新生代吧！至於新生代要怎樣看待處理兩岸關係，我們這一代還能過問嗎？

感言：兩岸領導務必釐清，儘快把「體」抽離「國」，還九二共識一個真面目。兩岸關係的問題，儘管千頭萬緒，千絲萬縷，總歸必須重返政治的源頭，尋求一個永久可持續的解決方案。萬變不離其宗，解鈴還須繫鈴人是也！

贈予兩岸領導：「黨國難分，蹉跎乎？ 空悲歎！千里無雲，千里行，行到雲端，自登岸。「(全文完)

沒有政治護身，馬英九遲早困獸戰！(上)

導言：剖析馬英九上台一周年的兩岸政績：經濟有斬獲，政治幾乎交白卷！冷眼看馬英九兩岸戰略如何一步一步陷困……

本文：台灣屬於「中華民國」，又怎樣？

馬英九日前出席1952年「中日和約」簽約紀念儀式致辭稱，「中日和約不只結束了中日戰爭，確認把台灣主權從日本讓渡給中華民國；並聲稱台灣屬於中華民國。」

馬英九如此表態，是以退為進，避重就輕？還是反映兩岸政治關係突破無門，陷於困境！

先說穿，現階段可能是馬英九上台一年以來，遭遇兩岸政策最艱難的關口，一個處理不當，馬英九在可預見的未來，陷入身不由己的「困獸戰」。

近期的兩岸關係誠如馬英九所料(所迫？)，「先經濟，後政治」繼續開跑，馬英九總統掌政一周年的兩岸成績單，以經濟打分馬英九可得8分，政治嘛，除了被擺上台面尚未定案的ECFA，及已協議讓台灣以WHA觀察員的身份出席會議外，馬英九恐怕只得4分，兩個領域綜合起來，剛好得6分及格(不知台灣民眾心裡的一把尺，會以什麼標準來評分馬英九的表現)。

按照常理，一般民眾會以經濟民生為評估馬英九的表現，如果是這樣，這就解釋了最近馬英九的民調反彈至近50%的滿意度。這與前期馬英九的滿意度在金融海嘯襲擊最劇烈期間一度下降至30分以下的偏低水平，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一般民眾如何看待馬英九上台一年的表現，從民調的傾向，人民採取經濟主導的切入點，是無可厚非的現實。話說回來，民眾往大處看，政策主導的話，這又是兩回事。尤其是中上階層的對馬英九的政治指望。

其實，英九面對的是一個中線的問題，如果未來3年馬英九堅持只攻經濟民生，把政治擱置一旁(先易後難)，只要大陸繼續向台灣「放水」，利誘民生，包括到台投資收購台資公司股權，及把旅台上限再度放寬，配合世界經濟與市場需求的預期復甦，民眾的支持率在一定程度內緩緩上升。這是幾乎可以肯定的。

問題是台灣民眾的政治意識是否處於「只問經濟，不理政治」的嚴重失衡水平，這樣的評估可能在經濟處於惡劣的初期有賣點，到經濟從谷底反彈，並復甦到一個交叉點時，馬英九只做經濟的策略會否遇上瓶頸？人民的政治意識會否緊隨經濟同步復甦？(簡單的說，一個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民眾會要求什麼？)

到底台灣是個實行民主的政治實體，「問政於民」最大的溫度表就是民調，或民意測驗，這是一個前瞻性的議題，預料會在未來兩年內湧現，除非全球經濟蕭條持續。此外，台灣中上階層對兩岸關係的政治要求又會怎樣升溫。

如此觀之，表面上看起來，馬英九的民調進步了，正好彰顯馬英九正處「硬不能，軟又不行」的進退維谷。在大陸承認兩岸各表一中的選擇權(胡錦濤與美國前總統布什去年3月電話的認同) 的情況下，大陸遲遲未表，按照常理，應該按照已表的一方的定義做為談判的基礎(這又碰到兩岸政治橋樑未搭建的議題，「兩會」白手套，繼續擔當穿梭任務，有令「兩岸好事多磨」之嫌)。

馬英九，打出台灣是屬於「中華民國」的牌。顯然以退為進，如此的表態的詮釋有兩個：

一，馬英九回歸原點，聲明中華民國的法治與管轄權為台灣，台灣並不是一個完整的體制，它是中華民國的管轄地區，並沒有錯。如此的詮釋是完全根據現實出發，並有釋出「讓步」的味道，與大陸畫清界線，並未畫餅(整個)充飢而「出位」，也未侵入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

二 ，又根據馬英九對九二共識的「一中」原則表述，台灣屬於中華民國，不只台灣屬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版圖領土原則上，亦包括大陸與其他相關區域(當然實質上，大陸並未在中華民國的法治與管轄範圍內)，這是屬於政治表態，即根據一中各表的原則可行進行表述。

筆者分析，前者比較務實，可能大陸比較能夠接受，因為它讓兩岸劃清各有各的管轄地區的代表性(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及代表大陸，中華民國管轄及代表台灣)。

馬英九脫離現實？

這樣的話，很多涉及兩岸代表權與管轄權的敏感課題將會找到一個解決的平衡點：即讓中華民國這個政體的表述，重返現實，不再聲稱「代表」整個中國，包括大陸，避免兩個政體「代表權」的重疊。這也是兩岸去年博鰲論壇以來，兩岸領導多次發表的十六字箴言中最重要的「正視現實」的共識，也是筆者多篇相關評論所重申的兩岸務必「重返現實，正視現實，出發現實」的依據。不同的是，之前由馬英九向大陸提出，現在反而馬英九要自行檢討，馬英九政府也是否有脫離現實之誤？

後者比較屬於政治宣言，因為在政治上，國民黨政府不可能放棄它開創的中華民國等同中國的政治概念(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接管大陸政權之前，中華民國一度代表與管轄整個中國包括大陸，亦為不爭的事實。延至1971年，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包括安理會的永久理事國的地位，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

再說，由馬英九主動表述台灣屬於中華民國，台灣方面亦不會有「尊嚴」、「自主」受損，與無受到矮化、打壓。

這裡伸引出的問題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大陸才會各表一中？「中華民國」(台灣)必須安守本份，並未企圖在表述的過程中，把「中華民國」強行套在大陸身上，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透明；因為如此表述，將會導致兩個中國的冒現，觸及大陸一個中國的「紅線」，這是大陸絕對不能容忍的。

大陸不買賬

如此推論，馬英九就有必要慎重考慮修正他對九二共識的中華民國即是中國的太早「超越性」的政治表述。這是筆者的剖析。因為這只能解釋馬英九上台一年，在政治領域與大陸隔岸喊話「處處碰壁」，得不到彼岸回應的關鍵所在。

近期的馬英九，疲態開始顯現，看到他屢屢對岸喊話，出盡法寶，看到他軟硬兼施，剛柔並用的兩面。到底他已領教了「一派君臨天下」的大陸，並不容易應對。

馬英九近期連續對中華民國的「表態」，讓人窺見兩岸兩個不同體制不同價值的演義，看頭十足，令人目不暇給，反映兩岸關係即將進入戲肉的階段。馬英九步步為營，近期更是加緊了對大陸的政治攻勢，針對性很強，一再證實，九二共識未有各表，馬英九難以釋懷。

馬英九應收歛了！

喊話喊了一整年的馬英九，已有洩氣之態，按捺不住了。無論如何，過去一年的馬英九應該好好領教了「牛皮膠」的中共並非那麼容易應對的，這樣的滋味，在制定或檢討未來兩岸戰略時，應該是他「最大的收穫」吧。

這裡帶出一個問題，馬英九表述一中已退縮至限於「台灣屬於中華民國」，止於台灣，不折也不扣，嚴禁幅射至大陸，如果是這樣，一個開始懂得「收歛」的馬英九，有助於為九二共識製造條件與有機會還原嗎？

下篇預告：「釐清國家與體制的差異，讓九二共識還原！(下)」

馬英九：重返九二共識，「內化」導航！

日前，美國華盛顿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舉行台灣關係法三十周年研討會，馬英九總統受邀在台北發表視訊演說，回應了「胡六點」提出兩岸政策綱要。

馬英九的表態內容，是基於兩岸關係取得「務實」進展，同時他也檢討了兩岸關係面對的「一個中國」的體制詮釋，一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儘管兩岸關係在大三通與政治隔岸喊話的「特殊作業」下，取得協商基礎，可是在政治層面，仍然是停留在若即若離的「膠著」。

馬英九的回應，再再反映台灣堅守兩岸重返唯一的政治共識的立場－－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從民間事務，能否躍升至政治層面，仍然有待九二共識原則的落實，所以，馬英九在認清九二共識的「冷酷現實」後來，提出「現階段兩岸以經濟與民間關係事務領航」是非常腳踏實地的回應。

有跟進兩岸關係進的明眼人，必定發現展兩岸關係實際上已默契進入「內化導航」的軌道。「內化」只是引導性的原則；從大陸的反應，兩岸關係已顯現內化的輪廓(詳情請參閱李惠群專區數篇相關評論)。過去一年的兩岸隔岸良性交鋒，包括胡錦濤與美國前總統布什去年3月電話談話認同九二共識兩岸擁有詮釋不同的權力，兩岸的政治關係其實是陷入九二共識詮釋的膠著，被卡住了一整年。(實況是：不能單靠九二共識「這條單軌」)。

鑑此，「內化」兩岸關係是最務實，最符合當前政治現實(九二共識未定調)的「兩岸共同探索」，這是為了確保兩岸關係不會因為九二共識的核心問題懸而未決，而阻撓兩岸探索兩岸關係的共同框架的努力。

退一步說，或許，兩岸關係太早進入政治領域，對台灣與大陸皆非完全是好事，因為即使九二共識得以與內化進程接上關係，大陸方面發出的信息似乎是：「我們還未準備好進入內化的框架」。大陸的態度也可解釋為九二共識的地位，尚待正視為兩岸和解的核心 (這一邊廂，馬英九已表明九二共識是兩岸和解的核心)。

理論上，兩岸實際上已非正式認同甚至認可九二共識為進入內化的軌道。可是鑑於客觀的內在與外來因素，包括台灣的國際空間與兩岸軍事技術上對峙的塵埃尚未清楚落定，加上兩岸各自無法預見未來關係在大三通推進下的能見度階段性進程，如何影響兩岸政治關係的解凍，這一切都維繫於九二共識的「各表一中」或「共表一中」的關鍵，而使兩岸政治關係還是要重回原點－－馬英九所謂的九二共識為兩岸和解的核心。

從這裡伸延，交匯點在九二共識與內化之間的互依關係，因而呈現一個微妙的「變局」。這個變局，從長遠而言，將影響九二共識如何定調；也激發兩岸政治繼續向前探索的創新力，暫時避開九二共識的「攪局」(最低程度大陸會那麼想)，受到束縛，內化的探索依然持續，跨越意識形態的阻撓，鞏固兩岸協商的機制，包括從中穿梭兩岸的事務性「兩會」(海協會與海基會)，最近成形的兩岸博鰲論壇平台，再加上原有的兩岸國共平台，並不會因為九二共識的卡住，而影響到大局的發展，如常運作。

講得清楚一些，在九二共識命運未卜的束縛下，「內化」已靜悄悄提升至兩岸前路的一盞強力照明燈。如果能夠從此角度探索兩岸的未來，就能夠掌握兩岸關係並非一成不變，九二共識的只是等待「適時」定奪開閘 ，問題是在何時才是適時。「由此觀之，九二共識」與「內化」不是互相呼應的雙軌道嗎!？

有朝一日，「雙軌」探索帶出的發展，將「適時接軌交匯」，把兩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體現兩岸關係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精神，昇華為兩岸求真，創新的動力，並為兩岸關係的「拓荒求道」(詳情請參閱筆者前文「以求道者的心智拓荒兩岸關係－－法門篇 」)，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現階段，基於兩岸尚未能進入九二共識的共識，兩岸和解的核心尚無法擺上台面。 還是留些空間進行觀察一個時期，或未來3，4年繼續採取觀望的態度應對。(以上是兩岸關係的中道分析)

兩岸和而不解

馬英九方面，他精簡回應胡六點主要是帶出和解的核心，維繫九二共識原則。他提出兩岸不可再涉及「內戰「，除了警告中共牢牢緊記發動戰爭所犯下的人道滔天罪行外(針對中共內部的死硬主戰派)，也意在提醒兩岸一天未能具備和解的條件，兩岸關係還是處於「和而不解」的膠著狀態！此外「內戰」與「內化」只是一字之差，馬英九果然字裡行間，點到為止。

儘管大三通已是即成事實，啟動了兩岸耽擱了至少15年的事務性的關係進展。經過近4個月的沉澱後，馬英九團隊與智庫可能已釋懷－－給予大陸與自己比較充裕的時間與空間－－去重新思考兩岸政治關係應重新確定先經濟後政治的策略。從馬英九過去一年的「主導性攻略」，大陸「還沒準備好」的程度應該是大大高於台灣。

如何克服嚴峻的政治關係的議題，在膠著的情況下，一方面交由大三通與民間去主導發展。另一方面，則由內化這個兩岸的「默契」另尋出路，或適時接替。該應是兩岸現階段的共同對策吧！

如此的對策，很大程度上，應驗了過去一年上台以來，馬英九對大陸展開的演義，帶出「兩岸對等政治實體」的訴求，包括最後拋出的「七連珠」，持續叩門試探，已觸及大陸敏感的政治灰色地帶，讓馬英九得到一定的「領教」。

大陸需更多時間

或許，從大陸既定利益的角度，大陸確實需要更多時間與空間去沉澱，去衡量，去研判馬英九過去一年的政策性交鋒帶出的訴求，對兩岸長遠關係帶來的影響，因此未敢「掉以輕心」。

基於大陸沒有回應，兩岸政策層面的「良性交鋒」亦不成氣候了。馬英九的功夫沒有完全白費，最低程度，他已摸清大陸的「灰色地帶」(底牌)。鑑此，馬英九實行「保持現狀」，也是迫於無奈，向現實稱臣，這反而印證了馬英九向來力主3或4保持現狀的主張，即回到民間與經濟領域主導的原狀。

從過去的實例，兩岸流水式的關係，民間的水流的速度往往都快於政治層面，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民間的關係促進融合的速度預料會取得良好，積極，非政治的無障礙進展。這也是兩岸領導人去年來積極建立良性溝通與初步互信的效果。

從「良性互動，有序推進」的整體觀而言，兩岸關係無法在中短內取得政策性的突破，將是兩岸政治面最大的挑戰，政策面如何跟上兩岸民間與經濟關係的進程，將反映兩岸領導的後知後覺；也是值得此岸與彼岸領導層深思的課題。

兩岸關係在「內化」引導下，馬英九是否正式回應「胡六點」，或是選擇「間歇性」的回應，已不是那麼重要。因為馬英九兩岸關係的「牌」已幾乎出盡，並在一整年連成一字形排出桌面，這不是馬英九對「胡六點」的綜合性答覆了嗎？如今，需要更多時間琢磨研判的是大陸，不是台灣。

馬英九應釋懷

在兩岸政決策面，大陸似乎尚未準備正視「先和解」所應具有的「必備條件」－－進入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這只能說，大陸本身的政治考量的「拿捏」，影響了兩岸關係提升至政治領域的進展；從這個角度，或許「心懷中華民族大義」的馬英九，應該釋懷，轉而「以逸待勞」，化整為零。

馬英九已講得很清楚，九二共識是建立在「一個兩岸對等的政治實體上」，不是一個不平等，有欠公平的「你大我小」的關係上。如此的兩岸關係才能迎向未來，在民間與經濟關係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繼而建構一個兩岸關係全力位的雙贏，打造一個持久和平共榮的基業。這樣的打白板，大陸不可能沒有接收到。

最後，問題的關鍵還是要返回原有的關鍵：大陸準備好了嗎？ 沒有人能確實回答這個機要問題，包括胡錦濤，溫家寶，依筆者的分析，顯然還沒! 否則無法解釋兩岸九二共識一整年來，馬英九持續通過國內外媒體的「迫宮」，包括最後佈下「七星陣」，發放「七連珠」，都無法搖撼中共保持的出奇緘默與一貫的靜態，大陸領導大有泰山崩於前不動聲色之「勇」也！ (葫蘆裡賣什麼藥？ 或有難言之隱？默認馬英九主導權不成？)

眼看兩岸關係即要進入政治正題，筆者較早的評論提及中共內部傳來對兩岸關係過早進入關鍵政策的協商出現「雜音與不協調的跡象」的追蹤分析；從馬英九明確提及「內戰」一點，中共黨內相信為少數的反選舉民主與主戰分子的雜音，已受到台灣政府的垂注，可見「反動派」勢力從中作梗，並非空穴來風。

小結：重回表面，兩岸過去一年來的頻密互動，大陸體能否體諒馬英九重申九二共識的苦心與用意？否則，就如馬英九自己所言，在3，4年的中短期內保持不變，孤掌難鳴也；除了以更大的耐性，毅力，及想像力，加上平常心看待兩岸關係依據民間與經濟的「水性」「隨波逐流」外，馬英九還能做什麼？

感想：兩岸大三通繼續發揮民間與經濟的力量吧！未來3，4年兩岸流水如何把「隨波逐流」規範化為內化的軌道的「推波助瀾」，將是決定兩岸關係行舟的速度。

兩岸用語新解分享：(一)適時接軌交匯：中道下開啟多元政治智慧的「空間「發揮作用了；(二)以逸待勞：彼岸跟不上此岸的腳步，馬英九稍安勿躁，見機行事吧；(三) 泰山崩於前不動聲色之「勇」：適時「沉澱」是好事，好事多磨！；(四)隨波逐流，推波助瀾：水性難料，世事難料一樣，兩岸的水位都到岸，人民做主也！(相關「內化」的多篇評論請參閱李惠群特區)

國家終極目標是確保人民幸福！？

緣由：北京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3月間在《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國家最崇高目標不是致富」引起海內外的極大迴響，續而4月14日由邱震海在鳳凰博報 《震海聽風錄》，邀得大陸與海外專家學者展開一場精彩的「舌戰」。參與者除了閻學通外，尚有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員杜平和旅日學者庚欣一起展開對話和熱論。在這之前《人民日報》的高級編輯丁剛先生已在《環球時報》撰文質疑閻學通的論據。從表面上看，閻先生的論調有前後被夾攻之勢。

本文：這個命題旨在釐清國家終極目標是什麼？為人民提塑造應有利的環境與機制，供謀求幸福，或精簡一些，「國家終極目標是確保/協助人民幸福」？抑或致力提高人民的「所需的能力」，充實及落實強國夢？筆者認為，國家本身的概念應為人民提供，能良好的致富，改善生活，提升人文價值的條件與環境，就如杜平所說的，確保國民活得有體面與尊嚴……這才是人本政策，符合以民為本，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終極功能性目標也！至於往上一層，即強國夢的標準，也是可圈可點，見「國」見智，沒有硬性的準則，再說國家軟實力(文化)算不算？

國家是一群人構成的社會機制與體制，以共同民族為依歸的「吾土吾民」，以民為本，以人為尊，以人民幸福為本位的終極追求為目標。唯有如此，「強國夢」與「幸福國民」才能劃上對比，才有配搭的使命感。脫離了人本的幸福的價值，「強國夢」的方向與目標，即使能夢境成真，已經「離經叛道」，它的「人性」意義已經不存在 (活在前蘇聯國家強大體制下的人民情況，或多或少可以反映此點)。

再加上一句，一個強大的國家就能確保其國民的幸福嗎？

※強國夢VS.幸福小民

每當幸福國民的課題浮現時，第一個影射在筆者腦海的就是不丹國王制定的國民幸福指數，國小民寡的不丹人就榮登世界最幸福的人民(中國也有類似的「幸福感」的50大城市調查，杭州連續5年名列前，其他名列十大有幸福感的城市居民包括寧波、蘇州、無錫、佛山等。此類的調查或許反映中國當局開始注重人民「幸福感」的生活素質。)

一個國家強不強與國民有無幸福(感)是不是等於正比？美國強大嗎？前蘇聯強大嗎？前蘇聯的國民快樂嗎？這些都是很主觀的問題，生活在西藏偏遠高山區的藏民幸福嗎？一個人以至一個家庭的幸福不是以GDP多少來衡量，也不是以個人的社會上的身份地位來計算。所以，中國的城市人的幸福叫做「幸福感」，是一種感覺，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心態、心情、心境。這種快樂是可以分享的，個人的財富可以嗎？ (這是純粹個人角度的小民幸福感的問題。)

國家固然重要，個人修為，個人的品德，對世間的要求，個人對社會國家的作為與貢獻更加重要，因為除卻物質上的貢獻，其他都是無形的，無價的，個人的價值是自己定的，貢獻是別人評估的，價值不等於貢獻，可是沒有了價值，貢獻從何談起？要怎樣一個強大國家，應該怎樣定義「強大」，是取諸國民的普遍人生價值觀，與外在客觀環境的需求，包括時勢的變遷。

不管你喜不喜歡，經濟建設快速發展的中國人社會，已提早到達重新塑造價值，與時併進的時代。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如果只注重GDP數據，經濟成長率，財富的累積，外匯諸存，這個民族不會走得太遠，因為它已在人文建設方面失衡，失去遠大寧靜致遠的目標。物質與精神文明兩者之間無法取得平衡點，這樣的民族已經不值得稱頌，不值得去期許。

筆者並非力主中國跟追隨不丹的模式(作為一個文明大國也不實際)，可是被稱為「世界隱士」的不丹就是權力下放(國王自動放棄王位，讓國家實行選舉民主，還政於民，以民為本的國家案例)

過度注重經濟物質發展肯定帶來後遺症－－扭曲價值－－人與人之間除了利害關係外，已沒有其他追求響往的崇高價值，這樣的社會最後會變成怎樣？強國論能彌補與滿足這個價值的空虛感嗎？

鑑此，國家存在的目標與架構旨在確保其國民能在一個相對穩定，和平，安全內的體系內謀求人民的幸福(感)，即所謂的各謀其要，各施所長，找到個人所追求的「幸福」的依歸。這即是國家基本的功能性。

換句話說，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願望的載體，是組成社會許多個人的載體。這是國家的社會功能，也是社會通國家的組織形成的載體所應發揮的功能與具有的功用。所有圍繞在這個功能的國家機制，包括經濟，教育，國防，軍事都是為了執行國民幸福而各自扮演其功能性角色，以確保國民在一個安穩，安全，有素質，有能力的條件下，去爭取及落實個人認可的最大幸福。

這應是人本主義，以人為本的世俗體制所具有及要達致的功能與目標。

兩位主論的學者專家，大陸的閻學通與海外的杜平之間對議題的認知範圍出現的差距。顯然的，前者的立論據點為個人的致富非國家的致富，兩者應劃清界線；他認為，國家「最崇高「的目標在於個人為實現強國理想的「最崇高」目標建立「能力」，以服務之；後者立論根據來自照應國民本身的幸福泉源，國家充當個人爭取幸福的社會性與提高所在國與他國競爭力的機制。

閻學通著重區隔個人致富不等同國家富強，所以「致富」並非國家的終極目標之結論二分法；杜平比較工具性，以人的幸福利益為本，國家是一個達致幸福的手段；值得探討的是，一旦這個目標受影響，國家對個人的幸福就會產生挫折感，因為無法提供協助，或被迫在兩者之間做出抉擇。如果是這樣，能否讓個人取得幸福的國家機制應以檢討。

閻先生的國家形式主義較強，個人的幸福與富裕為次 ，國家強大為先，以此詮釋，個人致富並非體現國家強大等導因(因為欠缺所謂的「能力」)，這種「強國論的滿足」，把人民的地位依附在國家的強大體系下。國家與個人利益有失衡的現象，傾向個人為國家服務的價值為先。

其實在民主國家，這個問題似乎並不存在，皆因個人致富與國家的強大並不劃上等號，也無如此的期許，個人有個人的基本權力，國家有國家的功能與照顧國民利益的義務，它與關乎個人的行使個追求財富或說「幸福」的權力，並無衝突，並非二分法，為何來自大陸的學者為出現這樣的議題，把個人致富與國家致富是否終極目標相提併論，到是值得研究的。這個課題牽涉到體制的基礎，與國家體系在對個人權力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取捨優先秩序問題，以及最終的國家強大的定義。

筆者認為，這個議題帶出的另一個重點意義不在個人或國家致富，它的「特殊性」是對於中國這個大國在即將來臨的世界新秩序中，所被指望扮演的大國角色與塑造世界新秩序的參與！(全球金融海嘯引發的經濟與貨幣危機，通過最近舉行的20國金融峰會突出了中國引領世界重塑新秩序扮演日益吃重的角色。)

如此觀之，這個問題對於新加坡或其他小國並不存在。這意味，儘管新加坡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除了民主價值外，其成功治理國家的經驗，在較高層次上它的經驗在中國身上並不管用。杜平證據最大的賣點反而是個人的幸福的追求無關國家是否強大，兩者不宜相提並論。

有鑑於此，中國應根據本身的實況與其特殊性(世界大國)的需要，對這類個人與國家機構優先價值的課題集思廣益，藉以探索民心，並釐清兩者之間可能出現的重疊越位，同時廣泛聆聽人民的心聲，藉此建立以民為本的政治改革的價值根據。

前幾天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傳來某家中國銀行的主管的消息說，中國擁有1千萬投資資產價值的富豪人數已接近3千萬。這個財富的總量已是天文數字，可見中國的民間財富的暴增，會讓一般國民「沈溺」在「歛財」的洪流中而「迷失」了更高的價值—－道德與精神。就如閻先生所言，致富並非國家「崇高」的目標；難怪大陸學術界會帶出如此悠關個人與國家致富並加以區隔的國家未來發展策略問題。(可見閻先生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只是在思維上「國強」與「民富」之間可能不必取捨割愛，有層次上的不同，並非二分法，可以兼顧，問題的關鍵在於區隔「民」與「國」各自不同的權力，兩者可相輔相成，各就各位，各取所需。)

打個強烈的比喻，一個有能力出遠門旅遊的新加坡人「體面與尊嚴」都不是問題，同樣有能力出國旅遊的中國人情況可能並不一樣，因為除了個人應享的體面與尊嚴外，作為大國民，中國人大國尊嚴的「感覺」與文明大國的「國威」的感召，與「新加坡的」完全不一樣，是不可同日而語；這又是另一回事，可能這就是中國學者要帶出的旋外之音吧！這與國民受到國家政府的公平正義的對待有關嗎？而公平正義的對待與國家的體制又有關嗎？又是另一個值得中國當局深思的問題。期望閻先生，其他大陸學術界能帶出類似議題的討論，持續激發與啟迪民智。

最後筆者要借用《人民日報》的高級編輯丁剛先生在《環球時報》上發表一篇質疑閻學通論據的文章做為評論的收尾：他說國家財富運用的關鍵是公平，他說到底什麼是強國，富國我們知道，但是什麼是強國，需要好好的定義。他說強國之強不僅僅在於軍事上的強大，經濟的強大，更在於有一個公平正義的體制，有了這樣的體制，就能夠有效的將財富轉為國家的，以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能夠讓絕大部分老百姓享受到普遍的幸福，而一個沒有公平正義的體制的強大就是虛弱，就是短暫的，也是不可持續的。

他說歷史的經驗表明，世界第一強大的國家並不就一定是好國家，但實際上讓絕大部分的國民都過上幸福生活的國家，一定是個好國家，中國要讓國民幸福，就必須走公平正義的道路。即使在整體的實力有一些領域不是世界最強，那又何妨呢？所以他質疑閻學通先生的文章是一種強國夢的一種設想。強國夢當然不錯，但是認為中國不應該按照世界第一強國的邏輯來設計中國未來的發展的目標。所以這裏面我個人認為其實提出幾個問題，第一富民與強國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第二如何來研判強國真正的內涵應該是什麼，一個強大的國家是不是就是一個好的國家，也是見仁見智。(完)

推薦：這是個意義深長，具有為中國崛起的終極目標的使命，提供啟發性的議論交流。筆者以中國和平統一海外促進小組的身份，大力推薦心懷中華民族的個人參閱鳳凰網刊載於是4月14日由邱震海在鳳凰博報 《震海聽風錄》，這是大陸與海外專家學者關乎國家終極目標的一場精彩的「交鋒」。(鳳凰網已推出有關專頁，詳細請看連接：http://phtv.ifeng.com/program/zhtfl/hudong/#question

公民社會—中國民主體制切入的亮點，啟動了！

表面上很難想像，剛剛公佈的中國首份「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會受到網民如此冷落對待！根據鳳凰網的回饋，截至4 月13日在網上發表意見的約兩千條回饋，網民不但沒有絲毫興奮可言，甚至一面倒把向剛出爐熱乎乎的計劃書當頭澆了一泡冷水，令人心都冷了大半截！實際的情況是否如此悲觀，一面倒嗎？未必！

筆者評論中國公民社會機制的建立關乎民主體制的好幾篇文章，提出「公民社會」的共和制，由社會菁英專業人士組成的中堅分子扮演回饋社會，引導社會注入變革的因子(agents of change)，從而提高民眾政治參與的構想，認為這是推動中國社會引進民主價值體制的因應策略。

話說在前頭，從這個角度去看待首份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的長遠作用與用意，民眾「失望」的心情可以歸咎是積因形成，因為一般中國民眾在評價一黨專政政府的新措施時，特別是關乎「民主」這個敏感課題時，往往會翻舊賬，檢視當局一動到「民主的雷池」，就會犯下只聽樓梯聲不見人下來的屢試不爽的記錄。

果然，計劃書內完全沒有提「最基本」個人行使民主權力──投票──具體選舉權的領域；網民最關心的民權部份不外是有無投票權，有無監督權(包括如何行使監督權)等。

其實網民提出的看法都是非常基本「還政於民」的權力問題，都不是什麼高深複雜的民主體系。再說，在中國這樣一個還沒真正推行民主體制，還在民主門外「議價」的社會，人民的要求都是圍繞在「基本人權」的課題上。筆者無法獲知，中共30年來推行改革開放體制的過程中，最初提出符合民主體制的政治改革計劃是何時起步，如果這部首份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是一個指標，「民主人權起步」應該只是近期的事。

有人說，目前中國社會的「特殊」結構的網民世界，是中國唯一刺探民主之路之聲。網民最大的量度優勢就是它的草根性，及能夠在一個虛擬的天地自由抒發己見，不受限制，當然並非所有網民的意見都是有代表性的，其間摻雜的個人的喜好偏見，成見，都應加以過濾。不過，這並非問題的關鍵。

關鍵在於一般網民對於當局在未觸及推行核心的選舉民主的「瑕疵」掩飾下，如何維護「人權」感到非常詫異。因為網民要抒發的重點是──沒有選舉，具體掌握投票的民權的行使下，民眾如何通過公民政治參與監督施政──然更加不必奢談「還政於民」(即選舉民主)，所以對當局維護人權的計劃欠缺信心，這是可以理解的。

應公佈政體改革時間表

筆者認為，既使中國當局無意在此階段放棄一黨專政，改由實施多黨制，讓政黨自由參選選舉民主，中國也應向民眾公佈一黨專政下的政治體制如何轉型至選舉民主的路線圖及時間表(既使是黨內民主先行的計劃也應有時間表)。換言之，中共當局一天參不透，不願主動釐清人權與民主的互為關係，理不清既得利益集團與民權衝突的一天，思維屢屢突而「破不了」的持續膠著的一天，民眾如何能在一個欠缺透明的公民人權下，建立對當局的誠信與信服其執行力。這個問題值得中共當局深思。

然而，在返回現有的社會主義一黨專政的體制與政治結構的現實下，有一點值得正面看待的是，儘管剛出爐的第一份人權行動計劃未符人權標準，並存有瑕疵，該計劃書能突出「公民社會」的重要一點，應是整份行動計劃的「亮點」；「公民社會」的出鞘，或許昭示著一個民主切入點的啟動，所謂牽一發動全身。就如筆者在去年中發表的相關評論(請參閱李惠群特區「請迎接一個新文明的破繭」三篇) 中指出，「公民社會」的缺口無疑是中國突破政治改革瓶頸，迎向啟動民主的「竅門」。

如此觀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與中共當局向來主張「遞進式民主」不謀而合。這可能是安撫民心的一招，管不管用，就要看後續行動如何建立誠信度與透明度，以讓民眾通過一定的機制，行使「非正式」的監督制衡權。

建議一：設網上NGO監督機制

這項機制的建立，不應依附在體制內，應以非政府組織代表(NGOs)為基礎，否則整個所謂的「非正式」監督機制的意義與功能盡失。如此，至少一個能獨立營運的非政府，非正式的監督機構，才具有資格，及能名正言順地與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協商民主精神」互相呼應。否則，完全由政府組織／機構之間去協商，去履行監督的任務，其意義，誠意，甚至透明度，都與人權原有的價值相勃，公信力大打折扣，違反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換言之，讓NGO直接／間接參與人權行動計劃的推行，塑造符合國情的指標，從中扮演監督機制的吃重角色，才是最務實，最直接了當向人民提供最佳的公民參與的保障。

筆者大膽解讀，這就是當局所謂的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擴大、有序、參與」，即循序漸進，穩定地建立人權在中國的價值；這三個關鍵詞說明了實質，反映遞進民主帶來良性循環，也是各層次社會民主化的先鋒──從集體人權重返個人人權。

社會菁英抓緊民主機遇

大陸網民中的菁英，如果能以遞進式民主程序的心態觀察這項「民主的啟動」，了解中共當局推行民主化進程的「誠意」，並主動在網上自動要求參與問責的角色，對中國的長遠政治改革未嘗是一件好事。因為民主並不是施予，是要民眾爭取的。常言道，萬事起頭難，反正這份行動計要求的時間只是兩年，就讓這兩年光景檢驗人權行動計劃的表現／成效。

這個構想中挑起「監督」中國國內人權行動計劃的成效與透明度，由誰來負責扮演？非崛起的中國各階層公民社會菁英們莫屬！30年來改革開放培育起來的社會各階層菁英及被指望擔當「社會良知」的中堅份子們，中國人權的標準與指標的歷史重任，應是30年來受惠於改革開政策的菁英們站出來，組織起來回饋國家的時候了。

補充：個別社會層面方面，其中三項即將落實的措施引人注目：
它們是：(一)進一步擴大城市居民委員會直接選舉的覆蓋面，到2010年爭取達到50%，以健全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完善民主管理制度。(筆者按：這是否意味著兩年內城市區半數類似居民協會的基層組織的委員，是由會員直接票選選出。目前情況如何不得而知。)
(二)推進重要法律法規的立法聽證會、重大政策措施制定公開聽取意見、重大決策接受專家諮詢或第三方論證的制度化建設 (筆者按：其中的「聽證會」措施似乎在去年的個別案例中被零星採用，以紓解民意；因手頭沒有相關資料難以確定實況。)
以及(三)修訂《社会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和《基金会管理條例》，保障社会組織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開展活動。(筆者按：應是指NGO的法律尚未擬妥出爐之前，暫時接受NGO組織及基金會民營非營利慈善福利的組織的登記與管理的條例。若屬實，內地的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地位將獲得確定；也是中國NGO正式浮出水面，扮演社會角色的大日子。)

(以上是根據筆者所知的範圍，嘗試解讀人權行動計劃的狀況，如有不足之處，尚請見諒。)

觀察與小結：人權是民主的根基，沒有人權底下的基礎結社，組織，抒發言論自由的權力，不必奢談民主。中共當局當然深諳此要訣，在中國現有繼承的所謂「社會主義專政」的政治體系結構(即一黨專政)的限制下，中共的思路可能嘗試沿著此方向走：即暫且不觸及「個人人權」，先由下放集體結社的「自由」予民眾做為一個民主的試點之啟動，在不乖離「中共既得利益保障的框架內」，應是一個「新穎」的嘗試，至於人民受不受落，很大程度上就要看未來兩年中共落實政改的誠意與透明度，以及同樣重要的，人民有無監督權(即間接的參與)，及行使監督權機制的備用。

(建議二：一旦此機制備妥，包括充分善用電子信息便利與現有網民的普遍草根性，推行與建構連接城鄉的「電子公民社區」的試點計劃 (Cyber Citizen Community 簡稱CCC)。

一旦中共領導層「用心參透」這一點，這可能將是中國邁向建立「中國式民主」的突破點；所謂「觸一發而動全身」，現階段的中國政改亟需的是手法上的創新，以超越只講不敢做的「真空」，找尋能帶動社會面參與政改的運動啟動中國式民主的「竅門」，這個切入也正符合遞進式民主的規範，或許，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中國遞進式人權「(先由集體人權起步)的版本寫照吧！

兩岸關係用語新解分享：(一)用心參透：為什麼有些不錯的構思構想，到最後都胎死腹中難以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紮根成長？問題可能出在中國人離開傳統價值太遠，60年的隔閡與意識形態的作梗，一時間無法修復與撫平裂痕，難以清本正源，返樸歸真(人的心靈摻雜太多的意識，忘了「用心」感受放諸四海皆準，超越民族，國界的人權價值)。

(二) 電子公民：與虛擬公民不同，前者是由實體政治為基礎與價值根據的無接縫公民的網上版本，就好像虛擬經濟脫離不了實體經濟一樣，否則會淪為沒有根的浮萍，因為電子公民的滋養來自實體；後者純粹是屬於虛擬游戲的一種。兩者只有一線之差，唯別之千里。「電子公民」最大的優勢是無縫連接個人團體與政府，網民善用之，將匯為一股改變社會，國家，世界的強大動力。